中国目前正处在科技发展物质条件最好的时期，如果能够迅速创造一个好的人文环境，选好科学前沿的发展方向和领军人才，吸引一批最优秀的青年，中国科学的起飞指日可待。

　　　中国的科技事业伴随着共和国一起走过了60年的发展历程。经过60年的不懈奋斗，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学科体系较为完备、科技人力资源世界第一、科技成果不断涌现的科技大国。

　　从“向科学进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科教兴国”到“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共中央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做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在艰难中起步、在改革中前行的中国科技事业，正迎来在实现“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中的大发展时期。正如我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院士所说，“我国科学技术大发展的外部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大发展的时机已经到来。”

　　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的周光召是我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理论设计中作出过重大贡献。在第七届中国科学家论坛上，周光召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中国目前正处在科技发展物质条件最好的时期，如果能够迅速创造一个好的人文环境，选好科学前沿的发展方向和领军人才，吸引一批最优秀的青年，中国科学的起飞指日可待。”

　　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巨变

　　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有两个重要节点：一个是1956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制订了新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并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是中国科技的大发展时期；一个是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被誉为“科学的春天”到来，也被公认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新的起点。由此拉开的改革和调整中国科技体制的序幕，特别是1985年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正式出台，为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促进新时期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间，中国科技体制基本上秉承了前苏联的模式，科研与生产皆听命于完全的计划经济。而始于1985的科技体制改革，其主要内容就是要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分析科技体制改革给我国科技事业带来的变化，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长期从事科技政策研究的梅永红认为，以下几方面的变化值得关注：

　　“一个最显著变化就是市场配置科技资源。”梅永红告诉本刊记者，传统的行政体制下，你做什么不做什么、你的技术给谁、你这个人放在什么位置上，基本上是听命于政府的指令，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科技资源的配置、科技资源的流动、创新要素的集聚打破了过去的模式。由市场来配置科技资源、创新资源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他举例说，从最早的中关村高新技术开发区开始到现在的50多家国家级高新区、地方的高新区，这里大量的科技人员实际上都来源于原来的科研院所和高校，于此铸就了中国10%的GDP增长速度，贡献了中国30%的对外贸易额。实际上这就是科技体制改革所带来的一个最直接变化。

　　第二个最突出的变化就是企业创新地位的提升。这种变化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伴随着整个科技体制改革的变化而变化的。今天一些成规模的企业、甚至在很多中小企业中，关注科技、关注研发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取向，这在30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梅永红介绍说，我国的标杆型企业华为，自己就有一个完整的研发体系和研发平台，有一批一流的研发人员。它在全球9万多职工中，有48%的人是搞技术研发的；2008年它的研发投入约70个亿，已经接近国家“863”计划全年的投入；企业已经有上万项的专利，其中85%都是发明专利。所以“当这种企业在一个个长成的时候，你不能不感到兴奋。”

　　“在80%的品牌让外国品牌控制的汽车领域，在汽车行业一片CKD(以全散件形式作为进口整车车型的一种专有名词术语——记者注)的环境下，与一汽、二汽等大的汽车企业相比还是个丑小鸭的奇瑞，却决心进行技术学习，决心在中国这种‘七国八制、诸侯分封’的市场格局中杀出一条血路，打造自己的品牌，与‘巨人’一争高下。这样一个学习的企业，一个追求内在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同样令人振奋，同样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期待。”

　　科技部提供的资料显示，近年来，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在不断增强，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使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创新能力的重要性。据初步统计，仅2008年，企业研发投入的总额已经超过了338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70%以上；国内企业申请专利同比增长了23.9%，全国技术交易额的总量是2665亿元，企业占了其中的80%以上。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有企业参与的课题占95%，由企业负责牵头、产学研合作承担的课题占39%。在“863”计划当中，也有43%的课题由企业承担。企业在国家重大技术创新活动中的骨干作用日益突出，正在成为技术创新要素集聚的重要载体。

　　第三个突出变化就是科技工作、科技活动的开放性。资料显示，我国已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签署的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达到104个，这些协定2/3以上是在改革开放后签订的。目前，我国已累计参加了1000多个国际组织，其中大约有350个国际科技组织；已有200多位科学家被选入国际科技组织的各级领导岗位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大科学国际合作研究计划有50多项，我国已参与了近20项。

　　第四个变化是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变得无所不在，并且日益突出。有数据表明，目前许多城市的GDP是由高新区来贡献的。针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问题，梅永红说，早在90年代初期，大庆市当时的领导就非常敏感地意识到，大庆的石油终有一天要枯竭，寻找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成为当地政府的头等大事。在当地政府的争取下，国家在大庆设立了高新区。如今，大庆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已经占了大庆市GDP的50%。“同样是资源型城市，但现在大庆已经能从容地应对资源枯竭所带来的影响。由此不难看出，科技对城市发展、对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样，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功于科技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