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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海”——这个出处可以上溯到元朝诗歌的词语，此前是一个少有人知的行业俚语。而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它开始密集地使用，1993年曾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标题里出现了26次。与之相对，“单位”“分配”“顶替”“铁饭碗”……由常用语渐变为历史名词

　　本刊记者 / 张鹭

　　文 / 李娜(发自深圳、北京)

　　深圳珠宝商人庄儒平忙着布置次日即将开张的卖场，期间抽空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聊起了自己的下海经历。

　　这是一段从中学教师到亿万富翁的传奇。不安于现状、敏锐、果断、雄心勃勃、追求稳健而又富于冒险精神，庄儒平看起来与那些露宿荔枝公园的闯深圳的后辈没什么不同。或许唯一的差别，就在于他对于那场大潮欲来的先知先觉。“我应该是最早下海的那一拨人。” 1979年就办理停薪留职、从汕头小镇跳出来的庄儒平说。尽管他回忆，自己听说“下海”这个词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末。

　　“下海人回蕃货贱，巡盐军集哨船多。”在元朝诗人张之翰的诗歌《再到上海》中，“下海”意味着出海。1997年4月第一版的《汉语大辞典》这样解释这个词：1.出海；2.戏曲界称非职业演员(票友)转为职业演员；3.充当娼妓。而2003年7月第一版的《辞海》对其的解释多了一个：比喻干部等非从商人员改行经商(进商海)。

　　海对面的致命诱惑

　　深圳，蛇口。从后海到前海的赤湾，海岸线绵延近8公里。在成为内地的下海者淘金的目的地以前，这里曾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下海”潮的始发站。蛇口当地的渔民，以及来自广东腹地、福建的偷渡者，从这里离岸下水，游向最近6公里远的对岸——香港。

　　1979年从上海借调到蛇口的王今贵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自己来到蛇口时，当地的村子地没人种，全是茅草——因为壮劳力几乎都“逃港”了。而组织部门对借调来的干部特别强调政治素质和生活作风，因为怕干部也逃港。

　　后来担任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副主任的王今贵，那时与开发蛇口的同事住在农民的房子里。早晨，海岸上全是逃港的人留下的衣服、鞋子、自行车——他们大都来自外地，白天藏在山里躲过边防哨兵的巡逻，到了晚上偷渡过去。其中的一部分能成功抵达对岸，另一部分人中途体力耗尽或迷失方向而死在海上，尸体漂到宿舍前面来，掩埋这些尸体是王今贵等人不得不干的工作之一。

　　“也有游了半天又游回来的，以为到香港了，半夜来敲我们的门借电话打，我们说，搞错了。”短短6公里，分隔的是两个世界。“在生产队劳动，一天不过几分钱；去香港打工，一天最高能挣到一两百港币。”王今贵说。

　　比王今贵稍晚了一班车的年轻人武克钢，于1979年底从北京被借调到蛇口。他是交通部科学研究院的工程师，1980年曾获得“全国青年优秀科学家”称号，交通部唯一的一个。

　　武克钢对社会问题很感兴趣，常与他的外公、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讨论价值规律、利润等话题。来蛇口后，他因为在电视里看到邓丽君和港姐选美而兴奋不已。这里开放的气场很对他的胃口。以至1982年上海某报登文《租界的来历》影射蛇口工业区，很多蛇口的干部又回到交通部，他扛着没走，因此在1985年升任蛇口工业区副区长。

　　同在海边，1979年的汕头则一如既往的平静。19岁的中学数学老师庄儒平做了一个很“新潮”的决定——把自己的课分给另外三个老师上，工资仍以自己的名义发，让代课者平分。他自己则拿着300元钱，带着从村里日用制品厂批发的一些诸如皮带、塑料梳子、蚊帐、铝汤匙之类的小商品来到广州，买了一份中国地图，研究半天，决定去离家近一点的湖南转卖。“湖南离家近，万一钱和介绍信被偷了，回去也方便”。后来，他从倒卖木材生意中赚到了第一桶金，而这也为其日后游向深海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