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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岁的老妇人坐在阳光里，唱着一首60年前流行的关于新婚姻法的歌：

　　(女)封建制度是一条铁锁链，妇女这么受欺骗，男女的婚姻父母包办。

　　(男)装袋旱烟倒杯茶，咱来说个知心的话，你的我的婚姻是哪样的？凡是金花配银花。

　　(合)凡是金花配银花。

　　(女)毛主席颁布的新婚姻法。

　　本刊记者/ 刘炎迅

　　她和他的婚姻“跟临死的人喘口气般艰难”——他是个“瘫子”，他家被村里人唤作“地主宅子”。

　　父亲早逝，她9岁开始给“瘫子”家放牛，13岁做了童养媳。成了她丈夫的“瘫子”，是熟悉的陌生人。

　　她从没想过与他培养感情。离婚？想都不敢想。这个后来成为日常的词汇，在1949年前如同“火星文”般不可思议。

　　这位1931年出生的老妇人，面对前来调研的申端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一名博士，眼神混沌，没有表情地回忆着过去。

　　此时是2009年5月，她已经78岁了。坐在湖北荆门农村楚村8组的这处被阳光罩住的院子里，日光浓烈。

　　单边“解题者”

　　“在旧社会，还是奶娃子的时候(婚姻)就被父母包办。”老妇人说着，嘴角的皱纹一张一合。

　　老妇人的父亲原在靠近县城的一个货行里做点运工，每月薪水勉强养家糊口，家里的3亩3分地由母亲操持。老妇人5岁时，父亲因肺结核病逝，家庭的大梁断了。母亲开始唠叨，说起楚村里哪家闺女做了童养媳便大富大贵之类的话，“当时太小，不明白。”老妇人回忆。在老妇人7岁那年的开春，母亲找到了“瘫子”家，当时认为这家人有钱，孩子又残疾，估计会好说话些。就这样，老妇人的命运开始与“瘫子”交集。

　　至少在辛亥革命之前，女人大多只是以附属品的身份出现在婚姻里。婚姻的幸福或者家庭的和谐，这些命题几乎与女人无关，男人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解题者。

　　这并非一个合理的契约关系。男人可以一纸休书，再寻佳人。女人呢？除了忍受，还是忍受。

　　清末民初，社会大变革，家庭和婚姻也在跟着发生着变化。

　　维新人物康有为曾撰文《实理公法全书》，对中国传统的婚姻模式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认为“男女之约，不由自主”，全凭“父母定之”，或者“男为女纲，妇受制于其夫”，则“与几何公理不合，无益人道。”

　　不久，这位充满激情的上书人又在其著名的《大同书》中，系统提到了改革传统婚姻的主张——他认为，青年男女满20岁以上，其婚姻应“皆由本人做主自择”。

　　婚姻自由，既是结婚的自由，也不能忽视离婚的自由，后者更显得珍贵，考验着一个社会的成熟度。

　　1900年，蔡元培刚刚32岁，正在做绍兴中西学堂的监督。他的原配妻子王氏病逝，这个中过进士的男子在当地已是名人，媒婆纷至沓来，要为他说媒续弦。在应付各路媒婆的过程中，这个多思的年轻人说了一番日后被记入历史的话，健全的婚姻应该包括5个要素，“女子须天足”，“女子须识字”，“男方不娶妾”，“男死后女可再嫁”，“男女双方意见不合可离婚”。

　　这番话，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最后两条更是“至为可骇”。

　　那时的女人，尚没有“离婚”这个舶来的观念，彼时基层治理中，是由宗族和士绅控制一切的熟人社会，年轻女人试图自主的结束一段婚姻，危险丛生。

　　尤其是像上述的湖北老妇人曾做过的童养媳，女人如果不想继续这份婚姻，只能偷偷逃走。这是个风险很大的举动，一旦被抓回来，除了被剥光衣服当众殴辱外，有的女人事后还会莫名的失踪，当时的记者总会隔三差五在写下一些情节类似的失踪迷案的新闻。老妇人说她胆子小，当时跟着“瘫子”没想过逃走，“其实也没地方逃，逃出去可能连口饭都没得吃”。

　　1905年，西式的婚礼已经开始为社会认可，特别是在城市中，结婚的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萌芽，有的新婚夫妇干脆将婚礼的内容在报刊上公布周知。但此时，离婚自由的问题则依然没有太大改变。农村和城市的差别除了财富，更深远的是观念和习惯，不断拉开的鸿沟几乎让一些来华的外国观察家觉得，这是两个中国，初显自由理念的离婚只是出现在涉外婚姻中。中国第一例涉外离婚案发生在1908年，当事人是清廷大理院推事李方和他的英国妻子帕尔丽。

　　那时，国学大师刘师培的妻子何震自创的“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天义报》上大声疾呼妇女解放，一夫一妻，离婚自由。最终，她自己在后来的日子里精神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