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社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成了引发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导火索，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记者 沈佳音

　　-那一刻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亲历者

　　王强华，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责任编辑。后历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现退休在家。

　　临时约稿

　　“‘文革’中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完全错误的。‘唯生产力论’根本就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嘛！没有生产力，物质靠什么去创造？”南京地区理论研讨会上，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发言一开始就掀起了轩然大波。

　　那是1977年7月，“文革”刚结束。社会上依然流行“抓革命，促生产”这样的口号。尤其是这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了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使人们的思想受到了极大束缚，拨乱反正难以深入下去。中国前景再蒙阴影。

　　会议上，好几个人立即起来反驳胡福明。胡福明毫不示弱，据理力争。

　　但胡福明的话却句句落在了旁听的《光明日报》编辑王强华心里。不久前，他在北京就听著名学者于光远等人肯定“唯生产力论”。他觉得胡福明思想敏锐，见解独到。

　　于是，会后，王强华主动过去找到素不相识的胡福明。他希望胡福明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出发，就拨乱反正、促进思想解放这一主题写一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

　　胡福明也正有此意。1966年，他被错打成黑帮分子，两岁的小女儿被人骂作“黑崽子”。“文革”后，他着实兴奋了一阵。然而，“两个凡是”甚嚣尘上，又使其重新陷入了苦闷。

　　独自成稿

　　此时，胡福明心里正酝酿着一篇批判“两个凡是”的稿子。但“两个凡是”是当时中央的方针，如果直接批判它，危险性显而易见。而且即便胡福明敢写，当时也没有一个报刊能公开发表。

　　胡福明左思右想，为“两个凡是”找了一个“替身”。他选择林彪的“天才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谬论作为靶子。

　　他文章的核心就是“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了增强说服力，胡福明还打算发起“语录战”。即文章主要论点论据，都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著作的原文。既然革命领袖都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自己理论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更不能例外。

　　他深知这篇稿子的严重性。为了避免日后“株连”，他也不跟其他人商量，自己默默地构思。

　　文章的布局已在心里基本成型。这时，胡福明的妻子被查出患有肿瘤，入院手术。于是，胡福明把书桌搬进了医院。他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等书都拿到了医院。晚上，他借走廊上的灯看书，挑选语录、资料，蹲着身子，趴在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困了，就把三张椅子拼起来睡一会儿。

　　五六天后，提纲写成了，妻子也出院了。回到南京大学十几平方米的筒子楼宿舍里，胡福明奋笔疾书。

　　1977年8月，一篇8000字的长文完成了。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胡福明想起此前王强华的约稿。9月初，他将文章寄往北京。

　　反复修改

　　王强华看到胡福明的文章时，已是那一年的12月份了。因为此前他一直离京出差。他的同事之前看过胡福明的文章后，觉得该文“纯”理论的色彩太浓，论述的又是一般性的理论原理，没有多少新意，准备退稿处理。但因稿件是王强华约的，就留待他返京后决定。

　　王强华阅稿后觉得，虽然该文讲的是一般原理，而且引经据典的话较多，理论色彩较浓，但文章讲的实践与理论的关系，突出的是实践在检验真理中的重要作用。再联系到“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大肆宣传“一句顶一万句”、“一学就灵”、“立竿见影”等谬论，对此，该文有很强的针对性，有利于打破精神枷锁，推动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

　　于是，王强华决定留用此稿。在作了初步删节修改以后，稿件于1978年1月14日发排了。

　　几天后，王强华把两份文章的小样随同修改意见装进信封，寄给了胡福明。“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再仔细掌握一下……”

　　两人书信往来。王强华希望增加联系实际的内容，“由于‘四人帮’多年来抓住(毛主席)片言只语吓唬人，束缚人们的思想，致使一些同志至今仍不注意实践，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定义出发，从概念出发，离开具体条件硬套某个指示，结果‘心有余悸’，许多工作搞不好。”

　　胡福明深以为然。三个月内，他们反反复复改了五遍。

　　王强华计划在1978年4月的《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第77期以头条的形式发表。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