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民主的中国实践

　　60年来，我国的基层民主已形成了一个基本框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土地承包到户后，生产队不存在了，大队的人连村里的那一片林子都忙得看守不过来，哪有空管咱们这里的事呢？为了防盗，老乡把牛拉进屋子同住一屋，总不是长久之计吧？春耕在即，伙着用的渠道总该理一理吧？人畜也不能每天趟过村前这条小溪吧？这些事总得有个组织，有个名义，有人牵头去办。这个组织叫什么好呢？”

　　“叫村民委员会吧，这个名字既符合村里的实际，又符合我们的身份。”果作村生产小队队长韦焕能和其他5位队长商议，“生产队长原来是大队任命的，现在没人任命了，那就让村民来选。”

　　1980年2月5日，在一棵枝叶繁茂、两百多年树龄的大樟树下，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三岔公社合寨大队的果作村等6个生产队的85户农民，举行了群众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村民委员会——果作村村民委员会，韦焕能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的比尔·克林顿访问西安时，将中国的村民自治称为“自由的微风”。

　　这个评价不是很低。或许在某些西式民主鼓吹者眼中，中国的基层群众通过自治的方式，来决定与他们日常生产生活有关的具体事务，并不算作“民主”。但通过这种直接民主的形式，从几千年封建社会走来、习惯了乡绅保甲治理的中国人，第一次作为权利的主体走到了民主政治的前台和中心，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实质。

　　共和国走过60年。我国的基层民主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框架，同时也在不断的摸索中走过弯路，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巨变，基层民主以有步骤、有秩序的稳妥的制度化进程，为改革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人民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不断实现。

　　建国60年，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站在了历史的守望点上。2007年十七大的召开，更将基层民主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地。

　　党的十七大，史无前例地将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四大支柱之一。大会修改的《党章》总纲部分也有相关内容。

　　“这是继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作出‘村民自治是党领导下我国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这一科学结论之后，又一个更加全面的重大科学论断和重大制度安排。”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司长汤晋苏说，“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中国基层民主起始点

　　中国自古就有“王权不下县”的治理格局和自治传统。但那种基层自治是以乡绅、族长、头人的“小主权者”统治为前提，而不是人民当家作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民主政权，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成为中国基层民主得以发展的制度起点。

　　实际上，新中国建国之初的基层民主取向，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所带有的民主特质和民主精神的延伸。解放军部队中的“官兵平等”、抗日根据地政权的“三三制”原则、党和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无不给基层民主的发展带来了极强的发展指向性。

　　曾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为中央领导专题讲解“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研究”的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徐勇教授对《瞭望》新闻周刊表示，新中国成立后，集中精力于继续推进民主革命，发动人民群众，以巩固全国性的新生政权。在农村，发动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将基层政权建设与反封建剥削结合起来，将实现“耕者有其田”与“当家作主”结合起来。

　　在工厂，党发动工人进行厂矿企业的民主化改革，吸收工人参加工厂管理，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从而建立起对工矿企业的领导权。

　　在城市，党在居民区建立了由市民参与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此外，在城乡基层普遍建立区、乡(村)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由此起步。”徐勇说，“我国人民群众参与政治与社会管理有了基本的制度基础，基层民主的实践开始有了初步的探索。”

　　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注意通过发展基层民主化解新分化带来的新矛盾，实现新的政治整合。1960年代初先后制定的“人民公社管理60条”、“高等教育60条”、“工业70条”等条例都反映了这一思想。

　　但在这之后，随着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当时的国内矛盾作了不恰当的估计，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尖锐对立的阶级矛盾，从而主张自上而下地广泛发动群众，以革命的方式加以解决。

　　徐勇说，1949年～1978年的基层民主还属于动员式民主，缺乏制度化基础和发展空间，并被群众运动所替代，未能实现通过民主达致有效政治整合的目的，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然而，这些基层的直接民主实践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在徐勇看来，前30年的探索留下了宝贵教训。比如，基层民主的发展与经济政治管理体制密切相关，不改变高度集权的体制，基层民主的发展空间就会受到严重限制。基层民主的发展是民主的根基，依靠政治运动和政治激情来维持的“大民主”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没有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民主动员是不可持续的。民主必须充分实现和保障公民权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