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国庆将要到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外交外事工作的人来说，回顾这六十年来我国国际关系的大变化，真是感慨和兴奋不已。建国后我有十多年当新华社驻外记者，又有十多年在驻外使馆任外交官，再有五年多当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学者，前后三十多年，走遍了五大洲。只是从出国办签证、坐飞机的情况来看，就深深感受到了我国国际关系的大发展。

　　几经辗转办签证 八月出发二月归

　　我在1951年10月到朝鲜碧潼采访美俘营，五个月后又去开城报导朝鲜停战谈判，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期间，没有护照和签证的问题。1955年8月我随贸促会的展览代表团到叙利亚大马士革访问，办签证坐飞机就难了。当时，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只有三十多个，很多签证要到国外去办。空中交通只有称为北线的一条苏航经营的北京莫斯科航线，经停点有好几个，而且用的是图-154飞机，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飞行到莫斯科后，人已疲劳不堪，第二天甚至当天还要换飞机到苏联其他地方或东欧去，要去西欧或北欧，还常常要到布拉格去换飞机。去叙利亚不能转这样的大圈子，只能走南线经香港换机，可是叙利亚还未建交，要先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办签证。那时香港还未回归，要得到港英当局的签证，还有劳在香港唯一的办事机构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接送和安排食宿。我同代表团的第一批二十多人经香港前往，由于不久前发生了我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包租的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在香港被台湾特务放置定时炸弹导致在去雅加达途中发生爆炸的事件，我国大型的代表团在香港换机还是第一次，上机前港英方面对我们的大小行李都要检查，我们本来心里都有些嘀咕，等着检查更增加了压力，经过好几个小时的飞行到了缅甸的仰光才松下一口气来。到卡拉奇后，办好了叙利亚的签证，到购票时才发现去叙利亚的班机已经客满，只能走近邻的黎巴嫩，我们没有到那里的过境签证，航空公司说给我们打个招呼。我们到了贝鲁特，在飞机场等了近两个小时，估计是他们上下请示，才同意我们出机场叫出租车去大马士革。我们少数人在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访问后已是11月底了。香港在这个时候常常有雾，飞机降不下来只能飞到台湾和菲律宾的马尼拉去，我们只能飞到印度的孟买，再乘客船经过十八天航行才到了香港，回到北京已二月初了。

　　为办签证直接打电报给外国总统、总理

　　我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就到卡拉奇当常驻记者了。之后，我国民航开辟了北线，用的是伊尔-18四引擎飞机，经停点增加了蒙古，时间更长。不久又开航了从昆明到仰光的南线，我也经常像其他来回东南亚的公务人员一样经仰光转机。从北京经停太原、重庆到昆明住一夜，再飞仰光。 用的是伊尔-4小飞机，到达时人已很疲劳，遇到天气不好，在机上还要大吐一场。而且经停仰光的班机较少，在那里要住两、三天。那时，美国对我国实行封锁政策，买不到美、英制造的客机，多年后经巴基斯坦转手才买了多架英国的三叉戟客机，作为公用。

　　我在1958年底调到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当常驻记者，更是“长途飞行旅行”了。当时黑非洲还是法、英、比、葡、西的殖民地，只有加纳和利比里亚获得了自治地位。幸而加纳已在开罗设立了使馆，我在那里等了两个月才取得了签证。去其他国家就更难了，到英属区要到英国使馆办签证，到法属区要到法国使馆办签证，当然不免要受到拖延和阻挠。有几次，我不能不直接打电报给当地的总统、总理，要求在机场办签证。记得我国驻几内亚大使柯华要去马里访问，也直接向凯塔总统发了电报。空中交通也是问题，除了到宗主国之外互相之间几乎没有，到英属区要到伦敦坐飞机，到法属区要到巴黎坐飞机。而且巴黎对直接过境的人有个规定，如果换乘直接出境的飞机，可以不收护照，而如果换乘中途还要经停法国一个城市的飞机，就要收取护照，待在这个城市起飞后再由空中小姐发还护照给本人。我国驻摩洛哥大使白认过境时经多次交涉无效，不得不在巴黎机场多呆几个小时改签了直接出境的飞机。后来，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做了一件好事，开辟了经停象牙海岸、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到几内亚的航线，虽然用的是小飞机，但对我们方便多了。在1960年刚果(利)的卢蒙巴总理处于内外势力颠覆危险时，我还是坐了苏联的临时飞机从加纳到了那里，否则就要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去转一个圈子，还不一定买上票。

　　上飞机是夏天 下飞机零下五、六十度

　　1962年初我到古巴工作时，本来有从墨西哥到古巴的飞机，但要办那里的入境签证并住几天，那时同墨西哥还未建交，只能从瑞士乘飞机一早到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几个小时后换乘荷兰航空的小飞机到加勒比海荷属西印度群岛的库拉索岛，再换小飞机经牙买加、海地到古巴的哈瓦那。只要周转延误，就麻烦得很。但从哈瓦那回来时，却要在库拉萨俄岛住上两、三天才行。后来，苏联用大飞机开辟了大西洋航线，从哈瓦那在大西洋上直飞到苏联最北部的港口摩曼斯克，回国就方便多了。但上飞机时还是穿短袖衬衣的夏天，而半夜到摩曼斯克时却是零下五、六十度了。

　　后来，巴基斯坦航空和法航先后开航上海。我来回方便不少，但都要经停上海。我在1969年12月到西德的波恩当常驻记者，当时我国同西德还没有建交，在波恩只有新华分社一家，没有其他中国机构。我来回都要乘机先到巴黎，再换机到波恩。巴航从上海经停达卡、科伦坡到卡拉奇，再转机到巴黎，一旦延误就要在卡拉奇住三天。后来有了法航，也要经停雅典等地，而且经常客满。到西欧的空中交通仍很困难，1972年中，我国邀请西德第一个政治家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访华。几天后国内通知我迅速回国参加接待他一行。可是我到巴黎后，法航到上海的航班全部客满，巴航两天内没有航班，只能绕道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到卡拉奇，再换机到上海，等我两天后深夜赶到北京时施罗德一行当天早晨已结束在北京的访问到东北参观去了。1972年10月中、西德建交，我调到使馆工作，来去都从北京直飞西德的法兰克福了。改革开放后，情况逐渐改变了。1980年我到驻奥地利使馆工作，开始时还要经过法兰克福换机，不久就直飞维也纳了。

　　六十年匆匆过去，我国国际关系发生了大变样。我国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建了交并且互派大使。在北京有各国的大使馆，在外地还有总领馆。而且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有民航或外航的航班，直飞世界各地。我虽然已到了耄耋之年，不会再出国了，但看到现在的出国手续便捷，航线四通八达，同大家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外交部前副部长、国际问题研所所长、驻联邦德国、奥地利大使 王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