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多年以后，父亲谢家荣用来充当书桌的那张黑色木头香案，还时常出现在谢学锦的梦里。

　　那是1940年，时任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处长的谢家荣，正在云南昭通附近勘探矿脉。因为条件简陋，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实验室设在一座破败的小庙里。种种仪器和图表掩住了早已布满灰尘的神像和香炉，化学试剂的气味也取代了香火味，那张黑色的香案，则成了谢家荣的办公桌。

　　当时，中国的矿业勘探水平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个“中国矿脉勘探之父”的许多代表性论文和报告，都是在这张香案上完成的。

　　“当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在庙里伏案工作时，我心里升起的是一种庄严感。”谢学锦说。

　　不过，众人眼中的谢家荣，却没有半点“庄严的样子”。这个戴着半透明镜框眼镜的大学者，有着开阔的前额和浓重的眉毛，笑起来“天真得像个小孩”。虽然身为中国唯一的矿产测勘处的最高领导，这个科学家却很少把精力放在琐碎的公务上。他给自己的规定是，每天处理公务一小时。剩下的时间，他都在路上。

　　“地质学为找矿服务。一切为了找矿。”这是谢家荣一开始就定下的规矩。而作为矿产勘测的先行者，他的几乎每一次努力，都在创造历史。

　　从1940年担任矿产测勘处长以来，谢家荣以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勘探出了十余处重点矿区—湖北大冶铁矿、内蒙古白云鄂博铁矿、白银厂铜矿、陕西渭北煤田……如今，在中国辽阔的矿业地图上，这些矿区都是不可或缺的标志性地点。

　　谢家荣在矿产测勘处培养出来的科技人员，成了日后全国矿区勘探工作的骨干力量。曾有数据统计，上世纪50年代全国各省(区)地质局的总工程师，有一半是出自谢家荣的门下。

　　而谢家荣最具传奇色彩的经历，是他对中国石油储量的准确预言。

　　当时，国际石油界普遍把中国当作一个贫油国。1956年，谢家荣制作出一幅《中国含油远景图》，在中国划分出了22个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这是迄今为止对中国石油分布作出的最为全面的预测之一，其中就包括最为著名的大庆油田。

　　有人曾问过谢家荣，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不要迷失在细节中。”他托了托眼镜说，“细节很重要，但还要清醒地看过细节在全局中的位置，这才是搞科学的方法。”

　　谢家荣一共有5个孩子，兄妹5人的名字里都有金字偏旁，寄托着科学家对矿脉的痴迷。但谢学锦的二弟曾经说过，他对父亲的全部记忆，就是每次外出，无论是开会、讲学或者是野外考察，带回家的总是一包包石头，从来不曾带过什么土特产，就连小孩子喜欢的糖果和玩具也不带。

　　对于矿脉在大自然中的分布位置，谢家荣是内行，但他从没搞清楚过个人在政治中的位置。1946年，全国内战开始，谢家荣在办公室公开宣布，不允许挂蒋介石的肖像，不允许下属唱国民党党歌，因为“这里不是政治机关，而是科研部门”。

　　通过这些，已经可以预见到10多年后他的命运。作为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批81名院士之一,他也是1955年的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不过，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之后，他所有的职位与头衔都被撤去。从此，他的名声像矿脉一样被埋了起来，在大张旗鼓宣传大庆油田发现者名单时，他的名字也从来没被人提起过。

　　他再也没能做出什么成果。1962年，曾有人在中国地质图书馆看到日渐衰老的谢家荣，佝偻着背，在那儿看书，一坐就是一整天，除了碰到熟人时点头轻声问声好，几乎不说话，偶尔抬起头来，表情麻木，手边的白纸上，一个字也没有。（林天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