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话最难

　　一个周末，李肇星和同事一起进行羽毛球双打，对手是一位下属和他上小学五年级的女儿。大约是为了不让部长太丢面子，那位下属开始巧妙地喂球，假装频频失误。女儿发现后大怒，质问爸爸：你们外交官怎能这样打球？李肇星再三道歉，并作了深刻检查。

　　还有一次，李肇星下班后到一个老同事家，商量如何给他们合写的论文定稿。想到老同事有个可爱的小女儿，便顺路买了几个苹果。告别时，孩子的妈妈问孩子：叔叔送的苹果好吃吗？孩子说不好吃。大人们就引导孩子说：那么大的个儿，颜色又红，怎么会不好吃？孩子却仍然说：不甜。

　　大人继续劝道：看你都四岁了，这是叔叔送的苹果……孩子抢白说：四岁，苹果就好吃吗？叔叔的苹果就一定好吃吗？看到这一幕，李肇星说，他自己忽然觉得没有勇气正视孩子的眼睛。仅仅为了几个叔叔的苹果，就把说真话的孩子弄得如此狼狈。如果是爷爷的苹果，或者是更高级长官的苹果，那还得了？

　　李肇星和国际友人打了多年交道，在他看来，多交外国朋友的一个好处是：个别国内朋友会当面只给你说好听的，而外国朋友一般在谈我们的缺点时会更直截了当，甚至会稍加夸张。

　　“比如，有一次陪克林顿总统访沪，他曾私下告诉我：上海的礼宾接待比中国其他几个城市先进一二十年。我问：包括北京吗？克林顿笑着颔首。他可能指上海陪同人员少，菜单短，不劝酒，浪费少。”李肇星说。

　　李肇星也注意到，很多时候一个本来有些荣耀的事实被过度包装，反而显得廉价。他拿名片举例说，一位同志的名片在“副处长”职衔后加括号，注明“正处长长期不在”；一位副局长名片在括号内注明“享受正局级待遇”……而美国人的名片更加注明突出所在机构和企业，值得玩味。

　　作为外交部曾经最资深的发言人之一，李肇星说，世界上最难也最受欢迎的事之一，就是说真话，把真话说清楚，说准确。“不能埋怨记者的问题偏激或刁钻。记者有提问的自由，怎么答则是你的自由。说真话的自由空间太大了。”

　　有一次，美国记者问：听说你们国家进口的一架大型客机被装上了窃听器，你对此有何评论？李肇星压根没有听过这事，这时，他只能“说点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进口商品，是要付费的，我们未付款的东西，也不希望别国免费赠送。

　　一度社会上频繁关注官员开会打盹的问题。对此李肇星早有论述：开会打瞌睡的问题，也要实事求是。他说，他小时候上课，特别是听校长和教导主任作报告，就爱打瞌睡。“年轻人觉多，听一些冗长寡味的讲话，打打瞌睡值得体谅。讲课和作报告的人都应承担一定责任。另一方面，我的经验，实在太困，打几分钟瞌睡，醒来再听，恐怕比假装认真听效果要好。”

　　“不管做什么，都有一个重实效还是重外表的问题。”他说。

　　谈到对自己的期望，李肇星说，他希望自己不是什么官儿，不是什么诗人，而“永远是母亲和祖国的孩子，老师和知识的学生，亲人和朋友的普通亲人、普通朋友”。

　　李肇星简历：

　　生于1940年10月20日。1959—1964就读于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在汕头牛田洋农场等地锻炼。1970年后，先后在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外交部新闻司、中国驻莱索托王国大使馆等任职。1993年后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美大使、外交部部长等职。2008年就任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