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仪式，以表达对印度1959年以来接受其一行流亡的感谢。“在人屋檐下，哪敢不低头”，如果达赖喇嘛只是从“知恩图报”的角度，说几句讨巧的话也就罢了，却不料此人连这种场合也不肯放过，在用尽其所能想出的一切美好词藻讨取主人欢心的同时，又一次对中国中央政府大加污蔑，甚至不惜歪曲历史，出卖民族利益，其以耻为荣的表现，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把武装叛乱打扮成“和平起义”

　　达赖喇嘛在这篇感谢辞中回顾其1959年流亡国外的过程时说，“我和西藏地方政府曾努力在‘十七条协议’基础上与中方和平相处，但一切努力都最终落空，藏人除了于1959年3月10日发动反对中国野蛮统治的和平起义外，别无选择。”达赖喇嘛在这里又一次提出1959年3月发生在拉萨的事件到底是“和平起义”还是武装叛乱的问题。

　　其实事情本身很清楚。1957年，四川藏区一些土司、头人为反对民主改革而组织的叛乱武装，在当地遭到打击后逃窜到西藏，在拉萨成立了“四水六岗”组织，以统一指挥叛乱武装各派别之间的行动。1957年7月4日，“四水六岗”以给达赖喇嘛敬献“金宝座”为幌子，向达赖喇嘛呈送“将所有藏区归达赖喇嘛领导，对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永远不改”的报告。达赖喇嘛不仅接受了“金宝座”，还给前来的500名代表挂了哈达，西藏地方政府又以达赖喇嘛名义向“四水六岗”赠送了礼品，表明对这个叛乱武装的支持。在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纵容和支持下，叛乱武装在西藏到处烧杀劫掠，奸淫妇女，袭击解放军和干部职工，规模不断扩大。

　　1959年3月9日，西藏地方政府散布“达赖喇嘛要到军区看戏，汉人准备把达赖喇嘛劫走”谣言，要求每家都要派人到达赖喇嘛居住的罗布林卡请愿。3月10日，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涌向罗布林卡，盘踞在拉萨周围的近万名叛乱武装向拉萨集结，将罗布林卡围得水泄不通，西藏地方政府打开军械库，公开给叛乱武装发放枪支弹药。13日，叛乱武装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名义向各地下达命令，“所有18岁到60岁的男人，都必须自带武器、弹药、食物，立即赶来拉萨，不得迟缓。”叛乱武装频繁开枪开炮挑衅，到3月20日凌晨，更向我驻拉萨的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发动全面军事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奋起反击，拉开了平叛和民主改革的序幕。

　　有关武装叛乱的这一段历史有大量的当事人回忆、文献和影像资料为证，已经为人们熟知，而特别有趣的是，其中包括达赖喇嘛本人的著述。达赖喇嘛在1962年撰写的自传《我的人民和我的土地》中，第九章“暴动”讲到：“我到拉萨后不久(注：指达赖喇嘛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后于1957年4月回到拉萨)，整个东部、东北部和东南部的人民都拿起了武器。只有西部与中部西藏仍然相对地平静”，并毫不隐瞒自己“极其钦佩这些游击战士们”。至于1959年3月拉萨发生的事，达赖喇嘛在这本书中绘形绘色地描述其周围“多数人以棍棒、铁锹、刀子及其他武器武装自己，部分战士及康巴人持有步枪、机枪，甚至有十四五门迫击炮”，他本人也曾“接过步枪，扛在肩上”。在这本书里他也不讳言，堪穷索朗江措被叛乱分子用石头活活打死。达赖喇嘛1990年出版的另一部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中还有进一步交待，“每个人都是全副武装，甚至我的私人厨子也扛着一具火箭筒，腰间挂满了炮弹。他是个曾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年轻人”。达赖喇嘛除了用大量文字描述武装叛乱活动，还抱怨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所供应的枪炮太少太差，“美国人不希望留下援助西藏的把柄，刻意不供应美制的装备。他们空投的都是粗制滥造的火箭炮及老旧的英制步枪，后者在印度及巴基斯坦都极为普遍，万一被敌方掳获，也无法追踪来源”。

　　总的看来，达赖喇嘛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对武装叛乱的回忆和描述，虽然也尽力加以遮掩和美化，却也不完全否认其武装和暴力的特点，只是到了八十年代特别是拿到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才逐渐变了脸，甚至发展到对“藏独”势力过去和现在的暴力行为一概不承认的地步。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去年分裂主义分子制造拉萨“3·１4”严重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打死烧死无辜藏汉群众18人，达赖喇嘛至今还咬紧牙关，声称那只是一场“和平示威”行动，甚至几次编造“中国军警化装成暴民”的谎言。达赖喇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深知，一旦他和任何暴力挂上钩，他的“和平主义”、“非暴力”桂冠就戴不稳了，他的政治资本就要随之缩水。达赖喇嘛如果真心想同暴力划清界限，那是可以的；如果一方面继续使用、鼓励暴力，一方面又给暴力披上“非暴力”的伪装，那除了表明其伪善，不会有其他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