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张震，湖南平江人，1914年10月生。1926年投身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时期，历任连政委、营长、团参谋长，新四军游击支队参谋长、八路军第四纵队参谋长、新四军第四师参谋长、旅长兼军分区司令员，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区参谋长、军委作战部长、军事学院院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78年以后，任总后勤部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大学校长、校长兼政委。1992年10月至1998年3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一)

　　改革开放30年，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光辉的篇章。回首征程，往事历历，犹在眼前。

　　1975年1月，根据毛泽东主席提议，邓小平同志重新走上党、国家和军队领导岗位。同年8月，小平同志大刀阔斧开始解决军队高层领导班子“软、懒、散”问题。这时，我被任命为总后勤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粟裕同志代表军委和我谈话，明确告知“是小平同志点的将”。军委叶剑英副主席专门向我讲了有关林彪一伙插手总后的复杂情况，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此次履新，我既感责任重大，更对军队的整顿充满期待。

　　主要由于“四人帮”的发难，那年11月起，小平同志受到无端指责，继而演变成全国性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军队整顿被迫叫停。总后的许多工作欲罢不忍，想干不能。此时此刻，我也深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

　　粉碎“四人帮”后，军队建设很快步入正轨。1977年3月，军委确定由我主持总后工作。6月29日，即将正式恢复工作的小平同志找我了解总后的情况。8月，我在党的十一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为中央军委列席常委。为从根本上解决总后的问题，我于12月初向业已恢复工作的小平同志写了一封请示信，提出四点建议，很快得到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同意。

　　1978年2月22日，军委任命我为总后勤部部长。我同新到任的王平政委一起，遵照小平同志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各项工作的指示精神，大张旗鼓地拨乱反正。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我甚为赞同，便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使总后成为全军较早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大单位。广大干部进一步分清是非，解放思想，于11月22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为一批蒙受冤屈的同志平反昭雪；推倒了百余个假集团案，为无辜受牵连的同志彻底平反。同时，对总后系统被错划、错定为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数百人进行复查、改正，并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所有这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

　　在拨乱反正过程中，我和党委一班人都十分注重开拓后勤工作的新局面。1978年4月28日至6月5日，新中国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前，小平同志专门听取了我和王平同志的汇报。会议明确规定了我军后勤建设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后勤战备建设的规划纲要，提出了后勤现代化建设的构想。会后，我们对总后机关业务部门进行了整顿，并组织机关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7月22日开始，我带领一个25人的工作组进行了历时68天的青藏高原之行，行程8000余公里，不仅发现和解决了部队建设的诸多具体问题和实际困难，而且为推行全军后勤体制、工资制度改革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78年11月至12月，我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会议。随着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军队改革的大幕也从此开启。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在总后工作的这段经历，深切地感受到：小平同志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新时期军队建设改革的总指挥。离开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离开了小平同志拨乱反正的胆识和魄力，就不可能开创军队建设发展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