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在北京举行。昨日传出消息，中央关切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保障问题，拟加大城乡低保资金投入力度。中央智囊机构向决策层建议，明年新增就业人员约900万人，将失业率控制在4.5%左右。

　　媒体把社会保障看作“经济工作”的一部分，看作应对金融危机的特别举措。社会保障的这种实用性，我们不必否认，不必忌讳。稳定和提高居民收入，让困难群体有钱消费，有利于拉动内需。在这种意义上，救助困难群体是两全其美的事，但如果仅仅把社会保障视为“经济工作”，未免有一层“特事特办”的色彩。

　　这几年，我们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的保障能力在提高，各种问题都在被提出并逐步改进。对困难群体来说，怎样使救助从季节性、事缘性的“特事特办”发展到求助提高成为可期待的保证机制，就是近年被提出并被试图解决的问题。

　　有一种政治学理论认为，赋予公民以权利，往往会加强政府的合法性，但权利一旦被民众视为理所当然，他们就不再“感恩”政府。在这种政治逻辑下，决策者更倾向于一点点地“施恩”，让自己获得受助者的感激和支持，而不乐意把救助举措变成制度，让人们理所当然地享受权利。因此，政府存在救助制度建设的负激励，它乐于拖延这种制度化进程。

　　这种理论作为一个解释性框架，或许可以理解，但就实际的政治进程而言，显然不能不考虑善的因素。善政是人民对政府的要求，◇是政府追求的Q标，就不会选择社会保障的制度化拖延。拖延社会保障的制度化进程，让困难群体的“明天”处于不确定状态，弊端很多。一个现代文明国家，需要可预期性，政府政策是可预期的，个人行为◇是可预期的。具有理性精神的人是可预期的，而制度体现人的理性，反过来◇可增强人的可预期性。困难群体，一旦他们的“明天”有了基本保障，他们就会减少躁动，其行为具有更大预期性。

　　现在，我国社会保障已有基本的制度框架，但不确定性仍然存在。物价上涨，保障水平的相应上调能在多长时间内到位;经济增长，保障水平应有多大比例的提高，这些Q前还是不很确定的。逢年过节“送温暖”，正在成为惯例，有利于提高特困人群获得季节性救助的预期。不过，生活并非节日，而是一天一天，让困难群体对每一个“明天”有基本的信心，是完善救助制度的方向。

　　我们希望社会稳定，主张建设和谐社会，首先我们应当“稳定人”，然后才有人与人的和谐。许困难群体一个有保障的“明天”，用制度把这种保障确定下来，是“稳定人”的开始。自然，一旦“明天”变成理所当然，人们可能有一天不再感恩，但这不是坚持“特事特办”的理由。制度体现理性，奠定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基石，而救助制度是此种基石之一。(杨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