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8年度诺贝尔科学奖今天颁奖，领奖台上依旧没有中国科学家的身影。不可否认，这是中国人一直难以打开的心结。我们曾经有过与诺贝尔奖接近的记忆，但那是遗憾的记忆：我们曾经有过重大的科学发现，却因种种原因在角逐中与诺奖失之交臂；我们也曾有过领先的科学探索，却因半途而废让后来者居上,与诺奖擦肩而过……记者寻访了一些知情者，通过他们的回忆钩沉这些历史细节。

　　这不是简单的再现，而是为了汲取那些弥足珍贵的经验与教训，从中寻找奋起直追的力量和勇气。国力日盛，条件优越，我们当以科学的态度向科学的巅峰发起冲击。

　　2008年的诺贝尔科学奖领奖台上，依旧没有中国内地科学家的身影。

　　当然，这已经不是新闻。这个全世界瞩目的科学奖似乎永远与中国人保持着距离。但是鲜为人知的是，中国曾经有多项科学研究离诺贝尔科学奖那么接近过，却又遗憾地失之交臂。

　　诺贝尔科学奖留给中国人的也许只有想象：我们有没有能力获得它？什么时候能够获得它？

　　1972年诺贝尔化学奖颁错了？

　　中国科学家曾有过一次最接近诺贝尔奖的机会，这就是1979年钮经义代表人工合成胰岛素团队竞逐诺贝尔化学奖。

　　人工合成胰岛素是与两弹一星并列的震动世界的科学成就。在1966年4月举行的华沙欧洲生化学会联合会议上，中国成功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新闻，成了参加会议的科学家们的中心话题。

　　不久后，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蒂斯尤里斯教授来到中国参观了中科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对在场的中国科学家说：“你们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岛素十分令人振奋，向你们祝贺。美国、瑞士等在多肽合成方面有经验的科学家未能合成它，但你们在没有这方面专长人员和没有丰富经验的情况下第一次合成了它，使我很惊讶。”

　　但这一成就最终未能获奖。落选原因我们无从得知。毕竟，用诺贝尔奖研究者杨建邺教授的话讲：“诺贝尔奖的评定本身也有许多问题，应该获奖的好多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获奖。”任何人或任何成就都没有百分之百获得诺奖的把握。

　　但中国学者的成果发表较晚，削弱了它本该具有的影响力，也许是最大的遗憾。中国学者率先取得胰岛素拆合实验的突破后，由于要求保密，他们并未及时发表成果。杨建邺说：“中国的小组比别人精密一些，但是比外国迟两年发表。这当然会影响评定。”

　　1959年，中国科学家在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过程中，邹承鲁教授领导的实验组曾取得了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就———把天然胰岛素拆成A、B链，再重新复合，得到了活性恢复到原活性5%—10%的产物。这证明胰岛素的结构信息存在于其一级结构中。

　　1961年，美国科学家安芬森发表了一项理论意义类似的、相对简单的工作———氧化被还原的核糖核酸酶肽链复性、结晶。他用尿素变性天然核酸酶A，并能复性。这一成就获得了197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人工合成胰岛素史专家熊为民说：“如果在安芬森提出‘蛋白质的一级结构决定高级结构’之前，或者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发表成果倒是有可能竞争诺贝尔奖的。可我们的结果发表得比他晚了不少时候。”

　　其实在复合A、B链，得到5%—10%活性的产物后，研究者曾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成果。为了吸取拆开工作未及时发表的教训，生化所于1959年11月16日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要求尽快发表重合成成果。然而，基于保密考虑，为了避免外国科学家利用这一发现首先完成胰岛素的合成。可惜“上书”最终未获同意。

　　举世称赞却无缘诺奖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给中国科学家拿诺贝尔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和时间。

　　这被认为是一项完全符合诺贝尔设奖宗旨的“造福人类”的世界级的重大成果，既有物理上的重大突破又有技术上的重大发明，至今却也难以染指诺奖。

　　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副局长明廷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杂交水稻可能因为纳入不到物理、化学、生理与医学领域而不能获奖，但至今也没有人与诺贝尔基金会联系和交涉。”

　　中国内地至今没有一位具有提名诺贝尔奖候选人资格的科学家，明廷华认为这对诺贝尔奖候选人推选不无影响。

　　青蒿素是我国科学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研发的抗虐新药。它取代了奎宁、氯喹，给疟疾严重流行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带来了福音，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重视，不仅是获得该组织认可的由中国人完成的唯一创新药物，而且该组织还专门向疟疾流行国家和地区大力推广。在20世纪，研究治疗疟疾的科学家中就有4人获得了诺贝尔奖。青蒿素的研制者，却未获诺奖青睐。

　　同样的遗憾再次上演。上世纪八十年代由赵忠贤领衔的科研团队在超导研究方面与美、日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相比毫不逊色，但获得诺贝尔奖的却是美国科学家。

　　“未能获奖的原因很多。”明廷华认为，“一是与评奖中某些西方科学家可能存在对中国内地科研实力的低估和偏见有关。二是与国内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有关。在相当长时期内，有人认为，诺贝尔奖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奖金是资产阶级物质刺激办科学的手段，以致对诺贝尔奖长期持拒绝的态度。而且有关部门和单位不热心促进。”

　　遥遥领先却半途而废

　　作为好朋友，日本前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恒花秀武曾这样打趣已故科学家王淦昌：你已经走到诺贝尔奖的门槛上，差一点就跨进去了。

　　也只能用“打趣”来描述了，因为对方并没能迈进那个耀眼的门槛。

　　本来有望成为中子的发现者，但德国老师轻视了这个中国青年的建议，使王淦昌留下了“终身遗憾”。

　　1942年，王淦昌提出一种探测中微子的建议：用K电子捕获的方法来验证中微子的存在。这个建议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后，美国物理学家艾伦按照该建议作了K电子俘获的实验，测量了反应后粒子的反冲能量。

　　“王淦昌-艾伦实验”是世界上第一个比较确切地验证中微子存在的著名实验。这个结果不仅证明中微子存在，也为费米理论提供了巩固的实验基础。

　　杨振宁和李炳安在合写的《王淦昌先生与中微子》的文章中，称赞王淦昌的这篇论文“是一篇极有创造性的文章，在确认中微子存在的物理工作中，此文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关键”。

　　然而，最终因此折桂诺贝尔物理学奖(1995年度)的并非艾伦，也非王淦昌，而是另两位美国人莱因斯和佩尔。1956年，他们在核反应堆做实验，终于测量到了中微子。

　　物理学是实验科学，诺贝尔奖要授予真正从实验中测量到中微子的人。但持续的抗日战争，造成国内政治动荡。王淦昌有时间阅读和研究中微子，但要从实验中验证结果却成了奢望。而在50年代，美国有了很大功率的核反应堆，这也为从实验上测到中微子提供了可能。

　　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中国科学家在领先的情况下半途而废，别国的科学家接着做下去，获了诺贝尔奖。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高能物理学家准备与日本同行合作引进质子衰变实验一事。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试验，中日两国高能物理学家兴趣浓厚，积极性甚高。但在中国一方却未得到管理单位的支持，而日本的科学家独自进行试验，取得了科学上的重要发现，于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另一个例子，也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医师首先发现了用痢特灵或抗菌药物治疗胃溃疡的疗效。若沿着这一方向继续研究，就会弄清胃溃疡的发病和治疗机理。尽管有人对此进行过研究，但终究因与经典理论和传统治疗方法明显违背而不得不终止了探索工作。而澳大利亚两位医学博士却沿着我们已经走了的研究方向继续前进，最终弄清了胃溃疡的发病和治疗机理，于2005年获得了生理学与医学诺贝尔奖。

　　“这两件事直到今天都很值得深思，”明廷华说，“对于重大探索性的科研工作，我们的科研管理部门应该果敢支持；在科研工作中，违背经典理论和传统方法，不能进行理性质疑，在事实面前必不敢挑战，是永远做不出原始性重大科研成果的。”

　　诺贝尔奖不是计划出来的

　　诺贝尔奖设立100多年来，获奖的科学家已达500多位，有获奖人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了30个。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内地至今却无一人获奖。从事科技管理工作40多年，亲历了我国科技事业曲折发展历史的明廷华，坦言自己“有些遗憾。”

　　但他认为应该理性看待这些遗憾。“近些年来，我国的科技事业发展相当迅速，成果很多，但是重大原始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却相当少，有重要或较大国际影响的成果，更是不见踪影，无人获奖是自然的事了。”

　　明廷华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得诺贝尔奖，从根本上来说，是以雄厚的经济、科研实力为基础的，而且是科学研究长期积累的结果。虽然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得诺贝尔奖不一定表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科研实力就强，但经济、科研实力强，科研功底雄厚，自然就会获奖或获得较多的奖。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由欧美国家包括亚洲的日本基本垄断诺贝尔科学奖的局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明廷华说，“不过中国在个别科学领域获奖，完全是有可能的。”

　　“中国人期盼内地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心态可以理解。”明廷华说，但不应把诺贝尔奖或在多长时期内获得多少个诺贝尔奖作为科技发展计划的目标，诺贝尔奖不是能计划出来的，何况一些人的计划和预测，毫无科学根据。

　　“不必把诺贝尔奖看得太重，但也不应漠不关心。”明廷华认为，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放宽视野，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做出原始性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上。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在改革机制体制、增加投入尤其是基础研究的环境和建设创新文化、营造良好氛围上多下工夫，下苦工夫，摈弃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和浮躁浮夸。只要长期坚持，原始性重大科学发现 。（张显峰高博陈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