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戚发轫(1933年4月26日-)，辽宁省瓦房店市人。

　　1957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飞机系，分配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1976年调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从事卫星和飞船的研制。从1970年参与发射“东方红一号”(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开始，戚发轫一直为航天事业奋斗。从“神一”到“神五”，戚发轫一直是神州系列飞船的总设计师。

　　在主持“东方红一号”研制工作时，提出完整的地面实验方案；在主持“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研制工作时，提出并建立了卫星可靠性设计规范；在主持“东方红三号”第二代通信广播卫星时，采用公用平台和模块化设计原则和多项新技术。在主持“神舟”号飞船时，制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情的总体方案。

　　2001年，戚发轫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兼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院长、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副主席等。

　　在“神七”即将发射之际，“神七”顾问、原载人航天工程载人系统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院长戚发轫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联系上戚老时，75岁高龄的他仍然在酒泉发射基地，为“神七”的发射而奔波。

　　漫步太空难度不小

　　舱外是太空啊，那里没有空气，环境非常恶劣，人要走出去，面临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羊城晚报：与“神五”、“神六”相比，“神七”的发射有何特殊意义？

　　戚发轫：按1992年1月中央确定的921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计划，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分为三大步。

　　第一步，把中国的航天员送上天，运行一段时间后安全返回到地面。通过“神五”、“神六”，我们已经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二步，建立一个空间实验室，为第三步建立空间站做一些技术准备和技术实验。“神五”上天时，杨利伟基本是在座椅周围活动；在“神六”中，费俊龙、聂海胜打开了一个舱门，到另外一个舱里活动；这次“神七”在太空运行，航天员要从气闸仓中走到太空里去，这对中国来讲是史无前例的。以“神七”为标志，我国载人航天事业步入第二阶段。

　　第三步，建立一个长期有人驻守的空间站，去做很多在地面上完不成的工程、技术和科学实验。

　　羊城晚报：中国人从未尝试过太空行走，难度肯定不小。

　　戚发轫：是啊！“神五”、“神六”时，航天员在密封的舱内，舱内环境是可控的。但“神七”航天员要走出舱外，舱外是太空啊，那里没有空气，环境非常恶劣，人要走出去，面临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出舱后，航天员也不可能像“神五”、“神六”航天员那样简单，他要在失重状态下做很多工作。

　　心理素质最为关键

　　最要害的是航天员的心理素质要好，心理一紧张，有时就会大脑一片空白，不知怎么办

　　羊城晚报：“神七”航天员穿的航天服，在制作上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戚发轫：人在太空中，条件特别恶劣。一是没有空气，必须由环境控制这个系统，保证衣服里面的空气跟地面的压力、组成成分一样。二是温差比较大，太阳照到的时候，有100摄氏度，照不到的时候是-100多摄氏度。三是有很强的辐照，衣服要防辐照。

　　要实现太空行走，航天员必须穿上一件特制的航天服，这件航天服要求提供很多条件，让航天员像在舱内一样。

　　这件衣服是我们航天系统与有关部门联合研制的，非常复杂。制作这套衣服，除了要合身外，还要确保航天员能顺利进出舱门、顺利地开门关门。现在，我们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羊城晚报：中国首次太空行走，对航天员本身的考验是不是非常大？

　　戚发轫：“神五”和“神六”证明，我们的航天员素质都比较好。

　　当航天员，除了业务技能和身体素质，最要害的部分是他的心理素质要好，心理一紧张，有时就会大脑一片空白，不知怎么办。人类第一个航天员、前苏联的加加林并不是第一人选，上天前，原第一人选得知要上天了，一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一检查，心跳、血压都不正常。加加林因为不知道次日上天，便睡了一个好觉，一检查一切正常，所以他就上去了。

　　“神五”发射时，杨利伟提前16个小时就知道自己要上天，不过他照吃照睡，什么特殊情况也没出现。上天以后，点火、推起助推器，一切动作他都不紧张。

　　航天事业三大里程

　　第一个里程碑是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第二个是“神五”载人航天，第三个是“嫦娥一号”

　　羊城晚报：作为一生都从事航天事业的专家，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从艰难起步到即将实现太空行走的中国航天之路。

　　戚发轫：我们的航天事业，有三个里程碑。

　　第一个里程碑是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上天，那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当时条件很艰苦，周总理多次问我们，成功发射有没有把握？《东方红》乐曲在卫星上天后是否能够顺利播放？我不敢说一定，只能变个花样说，凡是我能想到的、地面上能做到的我都做了，但是没有经过空间环境的考验。后来成功了，终于松了一口气。

　　第二个里程碑是载人航天。2003年，我们将杨利伟送上太空，落点非常圆满。

　　第三个里程碑是去年10月24日，我们发射了“嫦娥一号”，在深空探测领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羊城晚报：其实，在您所经历的航天事业中，也有挫折甚至失败。

　　戚发轫：是的，航天事业本身就是一项具有风险的工程。1992年，我已经59岁了，被选中担任神舟飞船总设计师。1994年，担任“风云二号”卫星总指挥，那天我正在西昌发射基地现场测试间里与工作人员商讨数据问题，突然一道红光闪过，卫星在我眼前爆炸起火，整个厂房瞬间爆炸了。

　　我的双眼近乎失明，我是从厂房的玻璃窗爬出来的，住了三个月才治好眼睛。当时特别难过，因为有个师傅在爆炸中牺牲了，这么大的厂房瞬间没了，觉得对不起好多人。

　　我们作了认真总结，觉得当时在技术、管理方面存在很多问题，立即进行了整改，现在看来，已经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我觉得中国人对失败的承受力太小了，不过我们也要理解，因为中国比较穷，失败不起

　　羊城晚报：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对于成功与失败，您应该说已是处变不惊了吧？

　　戚发轫：成功是财富，失败、挫折更宝贵，世上哪有常胜将军？航天事业失败的几率还是很大的，我们航天人要做的是，确保工作不能有失误，否则就是失职。对认识水平上的失误，要不断加强学习和探索。

　　我觉得中国人对失败的承受力太小了，你看美国的航天飞机、前苏联的“联盟号”都失败过。这些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老百姓可能无法谅解。“文革”期间发射“东方红一号”，我们压力很大———假如真的失败了，红卫兵可能就要把我们打死了。当时，凡事成功了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失败了是否就说明毛泽东思想不伟大了？

　　不过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要理解，因为中国比较穷，失败不起。所以在我们航天业，“失败不起”是一个口号，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羊城晚报：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里，我们看到的是几代航天人的默默奉献。

　　戚发轫：你说得太对了！

　　钱学森时代，大家都在荒漠默默奋斗，那真是将青春年华献给了航天事业啊。

　　1992年，我们搞载人航天工程，当时全国兴起下海潮，“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是实情，一些科研人员外流到国外或外企，青黄不接。不过还是有一帮人留了下来，默默奉献，直到今天，才有了“神七”。

　　展望“神八”信心满满

　　我们计划2020年建立小型空间站，按现在的发展势头，我个人觉得很有可能要提前实现

　　羊城晚报：“神七”任务完成后，“神八”的任务是什么？

　　戚发轫：据我个人了解，“神八”的任务是两个航天器之间的交汇和对接，进一步探索建立空间实验室的经验。

　　羊城晚报：我们什么时候能建立空间站？

　　戚发轫：建立空间站需要成熟的大部件组装技术，空间站在运行中，万一有了问题要去维修，航天员要完成修理任务。空间站也不是一次发射，而是多次发射，最后对接起来。

　　要建立空间站，这些技术都必须相当成熟，不能在任何环节上出现一点纰漏。

　　我们有了空间站以后，飞船将成为一个天地往返的运输工具，还可以与另外一个空间实验室或空间站对接，这就要求万无一失的交汇、对接技术，要让几个大的舱段在对接后变成一个组合体，并能很好地运行。

　　我们计划在2020年建立小型空间站，按现在的发展势头，我个人觉得很有可能要提前实现。(尹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