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2008，对于中国而言，这是风云激荡的五十年。中共中央机关刊也走过了不平凡的五十年历程。从《红旗》到《求是》的这五十年里，党刊见证了自身的变动与发展，见证了中国的变革与成长，见证了中国的艰难与崛起，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与风云的变幻。

　　2008年7月4日上午10时，在北京沙滩北街2号求是大院内，《求是》杂志社举行了纪念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暨《红旗》杂志创刊50周年大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向杂志社全体工作人员和离退休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等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的最高层全部出席大会，李长春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胡锦涛在贺信中充分肯定了这50年来中央机关刊的地位和作用：《求是》暨《红旗》杂志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阵地。自创刊以来，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规律作出了艰辛努力。同时，对《求是》杂志今后的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并寄予了新时期的厚望——紧紧围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这一战略任务，下大气力创新思路、丰富内容、改进文风，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李长春对《求是》杂志的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指出，《求是》杂志作为党中央的理论刊物，要牢牢把握党的理论宣传的正确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推动党的理论宣传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深入总结和宣传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实践，继续推动解放思想，不断赋予党和理论宣传鲜明的时代特色。

　　这是一场简朴而隆重的纪念大会，凝聚了五十年的厚重。200多名求是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和离退休老同志共同见证了这个重要的时刻。

　　从《红旗》杂志到《求是》杂志，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中央机关刊已经走过了50年的不平凡历程。

　　毛泽东一手创办《红旗》

　　沙滩北街2号大院，这里曾是中国新潮思想的策源地，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

　　1958年6月1日，代表着全国最高权威的党内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这里正式创刊。

　　建党后，《向导》、《斗争》、《实话》、《解放》、《共产党人》、《群众》等多种党刊先后问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但自从1947年解放战争在全国全面打响后，直到1958年6月的这十余年间，党中央一直没有直接出版机关刊物。

　　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办一个理论刊物逐渐成了党内的共识，其中，对创办党刊最为关切的是毛泽东主席。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1月16日的发言提纲中就列有“办刊物”一项，1月21日在发言提纲中，又提“考虑出刊物的问题”。同年3月8日，在成都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提出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第24项就是“出版杂志——理论刊物问题”。

　　不久后的4月，中央发出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

　　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八届五中全会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在此之前一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红旗》发刊词，并作出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

　　同时，毛泽东还为《红旗》题写了二十多幅题头，并特为此写信给《红旗》：“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他还在自己题写的其中两幅“红旗”字旁，注明“这种写法是从绸舞来的，画红旗”，另一幅旁写有“比较从容”。后来，从其中选出了两字作为《红旗》杂志的正式刊头。《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这也是毛泽东决定的(据国家历史博物馆资料)。

　　“刊物搞起来，就逼着我们去看经典著作，想问题，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现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办刊物，大家就不想，不写，也不会去看书了。”

　　不为人熟知的是，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曾提出要办一个国际性理论刊物的倡议。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毛泽东创办一个理论刊物的想法来源。

　　1958年8月，《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正式出版，总部设在布拉格。它比《红旗》杂志创刊晚了两个月，中国参与了这份国际共产主义理论刊物的创办，但在中苏公开论战期间，又退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编辑部。对此，毛泽东后来认为，过早地退出这份刊物，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理论工作的重视，也就不难理解他对待《红旗》的认真态度。

　　《红旗》在创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就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成为了党在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的一个主阵地。它的影响力与毛泽东的关怀是分不开的。在杂志正式出版后，毛泽东继续对《红旗》给予经常且具体的关心和扶植，包括为《红旗》写约稿信和编者按。他不仅同意将自己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在《红旗》创刊号上发表，而且此后还不断向红旗推荐文章。1958年7月3日，他对一封调查研究的信写了评语，说：“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此后，该信以《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为题，刊登于《红旗》1958年第6期上，内容有关于农村早稻生产、群众路线和大字报运动问题。

　　毛泽东不仅亲自为《红旗》选取、推荐文章，对文章从标题到内容、词句、凡需修改的，都一一动笔改定，需要强调的他都加写增补，有时还为编辑部写按语。毛泽东看《红旗》十分细心，一旦发现错误就会写信给编辑部要求予以订正。1958年6月4日，他写信给《红旗》总编辑，指出“红旗创刊号第四页第六行多了一个‘的’字。其他各篇，可能也有错讹字，应列一个正误表，在下期刊出。”

　　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及自动化专业总支委员会写的题为《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一文。毛泽东读了很感兴趣，于11月28日给作者写了一封信，在12月6日将此信改用《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代为约稿。信全文如下：

　　“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

　　看了你们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点，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谢之至。”

　　在《红旗》创刊后的头几年的版面上，我们还经常可以看到几个作者的名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写国际评论的于兆力，写思想评论的施东向，写经济评论的许辛学。这三个集体笔名，在当时的读者群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使用集体笔名的好处是，可以集中集体智慧，在时间短、任务急的情况下较快地完成写作任务，而且容易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扩大文章影响。

　　事实证明，这些集体笔名也确实体现出了他们的作用，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