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让表达变得相对容易，加上利益失衡和社会断裂造成的对立情绪，使得当下舆论对某些大众话题有过度阐释的倾向，喜欢对一些个案进行无限发挥，将特例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动辄上升到制度层面和体制层次进行貌似“深刻”的反思，其实离题万里。正处于舆论焦点的“丈夫拒签字导致孕妇死亡”事件，就有这种过度阐释倾向。

　　尽管对孕妇和胎儿之死充满同情，对生死攸关的失败救助心生怒火，但不得不说，这是个特例。虽然医生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本可以救治的生命死在医院，这个场景让人难以接受，但医院在制度可以通融的范围内，确实尽力了——承诺减免费用，苦劝丈夫签字，请示上级领导，一次次采取手术外的急救手段。如果家属不在场，医院可以当做紧急情况处理立即手术，可家属在场并明确拒绝手术。要知道手术签字不仅意味着责任担当，更是患者对自己身份的主权体现。虽然“无签字就不能手术”导致了孕妇的死亡，但这个制度本身并没有错。

　　这是一个特例，特在匪夷所思的拒签上。医院已经承诺减免费用，并不厌其烦地告知了不动手术的严重性，病友甚至已经开始为他捐款——我想，一个有着起码理性、对爱人有着起码情感的人，这时都应签字同意手术，可那个偏执狂就是拒绝了。再完美的制度，也无法想象如此极端的情况，无法穷尽地考虑到生活现实所有的复杂冲突，也无法驯服失去理智的人。

　　可这些，却在反思中被忽视了。有人提及中国医疗费用过高，导致患者家属潜意识中对医院的手术治疗望而却步。医院不是承诺减免手术费用了吗，病友们不也在现场发起捐款了吗？即使费用昂贵，在妻子生命处于危急状态，也应该先签字手术啊！有人说到医患间的信任危机，如果不信任医生为何还把妻子送到医院？生命攸关之时，除了医生还能相信谁？有人严厉批评医院的官僚主义，把制度的某种刚性和原则性的规定阐释为官僚主义，这是对制度的无知。还有人谈起了中国社会的人际隔膜，可人际再隔膜，当那么多医生和病友苦口婆心地相劝相助时，就是一块坚冰也应被融化。

　　更多的人则把矛头指向了“签字才动手术”的制度和医生的道德。只能说，单纯从这起特例看，如果不需家属签字就能动手术，孕妇母子也许都能活命，可换到一般情形下，那将会导致更多的医疗纠纷和医权滥用。比如，在你拒绝手术的情况下，你的胆囊或肾被医生莫名其妙地割掉。作为事后的旁观者，我们可以假想“如果医生知道变通该多好啊”，可手术是一种高风险涉及人命的行为，必须有刚性的制度保障医患双方的权利。

　　如果观照一下现实，认真阅读新闻和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境，推己及人地考虑具体问题，就不会以一种习惯性的偏见凭着情绪和想象发表议论。中国的医疗费用过高，有医患冲突，有信任危机，有人际隔膜，有贫富差距下的阶层断裂，医疗制度有问题，但具体到孕妇死亡这件事上，这些都并非直接原因。特例就是特例，偏执就是偏执，失常就是失常，你无法用一种普遍标准去度量和对号入座地分析(依据最新报道，事件当事人并没有办理结婚手续，这就使得拒签一事变得更具特殊性)。

　　脱离事实本身的过度阐释，一来是打偏了目标，对解决具体问题毫无助益；二来会强化医生群体的对立情绪，加剧医患间冲突；三来会弱化社会的制度理性，舆论集中炮火去批判和问责一种遵守制度的行为，会让遵守制度的人无所适从。舆论整天呼吁着要建构这个制度要完善那个制度，这种吁求不能叶公好龙。我们不能只在制度被人践踏时才呼吁严守制度，源于制度的刚性带来某种伤害时，更考验着我们对制度的信仰；我们不仅只欣然接受制度良善的一面，有时也不得不承受制度刚性包含的点点弊端。

　　悲剧需要反思，两条人命的责任需要追究，但不能丢掉制度理性，不分青红皂白把医院和制度推出来群殴。(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