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黄宏、宋丹丹的小品《超生游击队》曾火爆了当年的电视荧屏，形象地演绎了当时农村严重的超生现象。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把目光聚焦在中国农民的超生问题上。然而，十多年过去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层的日益细化，超生现象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社会生活中已经出现了另一个超生群体，他们利用交纳社会抚养费等方式成功地在生育问题上办到了其他阶层无法办到的事。

　　他们，被称为城市中富有的“超生贵族”，较之目前农村的超生问题，富人、名人超生现象正越来越受到国人的关注。

　　多一个孩子也就是多一双筷子

　　王利权的老家在距离温州市区仅有两个小时车程的一个村子里。依靠一个服装厂，他目前已经积累了600多万元的资产。目前，他的3个孩子都在外地的一所私立学校上学。

　　超生问题在王家表现得尤为显著。王利权有3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王利权的弟弟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多子多孙、人丁兴旺嘛！再说了，多一个孩子也就是多一双筷子。”王利权说。

　　在生第二个孩子时，王利权就是“疏通”了当地医院的人，开了张假证明，说他的第一个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到了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他让老婆去了外地一个亲戚家。

　　“生完孩子回来，反正政府也不敢把生下来的孩子掐死，交了罚款就什么事都没有了。”王利权说，子女多才是村民羡慕的“大户人家”。

　　“厂子办起来了，多生一两个孩子，将来管理厂子的事情也有人手了，外人管自己的钱物还是不放心。”王利权说，在办厂子的朋友中，好多人想方设法生了第二胎。

　　与许多经济发达地区相似，浙江省名人、富人超生情况普遍存在。浙江温州以发达的民营经济闻名天下，也是富人、名人超生现象较为严重的地区。

　　政府高调向“超生贵族”宣战

　　今年2月7日，浙江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章文彪在浙江省人口发展状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名人、富人超生情况，浙江将采取征收高额社会抚养费等措施，情节恶劣的，将予以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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