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兰州11月12日电 题：《敦煌星图》与西方的宇宙观有何不同？

　　——专访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赵晓星

　　中新社记者 冯志军

　　仰望星空，是人类自古以来共同的向往与探索，世界几大古文明都曾对星空进行了数千年的观察。出自敦煌藏经洞的《敦煌星图》，作为世界现存古老星图中星数极多而又最为古老的一幅，是天文学历史上人们叹为观止的文献资料，其描绘的一连串星图，展现了北半球肉眼可见的大部分恒星和星宿。

　　《敦煌星图》记载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容？它反映了中华文明怎样的宇宙观？东西方对于浩渺星辰的认知和探索有何不同？近日，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赵晓星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作出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敦煌星图》中记载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容？具有哪些历史文化价值？

　　赵晓星：在敦煌藏经洞文献中，保存了丰富的天文学资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幅精美的唐代星图，即现藏于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全天星图》和藏于敦煌市博物馆的《紫微垣星图》，它们又分别被称为《敦煌星图》的甲本、乙本，前者记录了1300多颗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且记录星数极多的星图。

　　什么是星图？简单来说就是“星星的地图”，是指观测星星后的一种形象记录，它是天文学上用来认星和指示位置的一种重要工具，是对夜空中比较稳定持久特征的描绘，包括对恒星、星座、星系、星团等进行摹写的绘图集。

　　绘有《全天星图》的这张写卷全长3.3米，卷首已不存，现存前半部为《云气占》，后半部就是《全天星图》，尾部绘一电神并题写“其解梦及电经一卷”。

　　《全天星图》用一种较为先进的方式描绘了整个星空，前12幅用类似圆柱形投影法绘制十二时角图，最后一幅又用类似方位投影法绘制环北极星图。此图从十二月开始，按照每月太阳位置沿黄赤道带分十二段，将紫微垣以南诸星利用类似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荷兰数学家兼地理学家)圆柱投影的方法画出，再把紫微垣画在以北极为中心的圆形平面投影图上，这种方法在当时堪称非常先进。

　　而全长近3米的《紫微垣星图》共绘有138颗星星，将紫微垣诸星绘在直径分别为13厘米和26厘米的两个同心圆内。由于这幅星图中有“西”“西蕃”“东蕃”等这些标示方向的文字，由此可以推知此图为左西、右东、上南、下北，这和人们仰视星空的情形是一致的。

　　图中星星用红、黑二色标示，凡不属紫微宫的星，虽离北极较近也略去不绘，有些属于紫微宫的星虽离北极较远也被绘出。古人认为紫微垣之内是天帝居住的地方，因此预测帝王家事便要观察此天区。

　　中新社记者：《敦煌星图》如何诞生？都有哪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天文学发现？

　　赵晓星：中国古人认为天上的星星能够预示人间的吉凶，帝王们也非常注重“夜观天象”得出的预言。如汉宣帝督促老将赵充国率军平定羌人之乱时，就用了“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作为依据；1995年在新疆和田尼雅遗址还出土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可见古人多么相信来自星星的信息。

　　古代中国对天象变化的关注，促进了古代天文学的产生。《全天星图》包括了当时北半球肉眼所能见到的大部分恒星，也很容易辨认出北极星宫和北斗星的位置。而且每一颗星都是比对而画就，它们的位置误差相当小，约在1.5°至4°之间。

　　在有限的物质条件和凭借肉眼观察、徒手描绘，能做到如此精细，令人叹为观止。可以说，《全天星图》的画法是现代星图的鼻祖，它不是简单粗糙靠想象绘制，而是以较严密的几何规则作为依据。

　　《全天星图》的内容实际上是为前半部《云气占》服务的。唐人观察云气变化进行占卜时，先看“云”或“气”的形状和颜色，再看它在天空中出现的位置，这时就要利用星图来定位，之后再找出天上这个位置对应地上的地方，由此确定吉凶出现的地区，以完成占卜活动。

　　《云气占》包括26幅不同形状的云气，图下80行文字。有趣的是，根据第43行中提到“臣淳风言”，可推测这件文献应写于唐贞观年间，它的母本可能是唐初著名的天文星占家李淳风给唐太宗李世民的一个进呈本。

　　中新社记者：通过对《敦煌星图》的持续研究，东西方探索浩渺宇宙的观念有何不同？

　　赵晓星：中国古代传统的星官体系更像一种与地面对应的天文知识体系，就像是根据星星的排列特点在天空中营建了一个跟人间一样的世界。虽然中国也有牛郎星和织女星这种取材于神话故事的星星，但人们更倾向于将天上世界与地上秩序相对应，将尘世的社会生活映射于星辰之中。

　　这与古希腊星座名多取材于神话不同，古希腊用神话中的故事或人物为星群命名，既充满神话色彩又更注重星座象征的纪念意义。可以看出，一千多年前中国的“星图”直观易懂，反映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14世纪之前，能够称得上天文学意义的星图，只有中国保存下来的《敦煌星图》，这对研究古代天文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敦煌星图》被公认为是世界上现存星图中最古老的作品，而且也是星数极多的作品，比欧洲目前发现的类似星图要早六七百年。

　　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在当时的条件下，何以能观测到如此多的星星，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谜，但可见中国唐代在天文学领域的发达程度。比墨卡托圆柱投影法早800多年的《敦煌星图》的绘图法，不仅在当时十分先进，而且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基于《敦煌星图》在世界天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指出：“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前，可以和中国天图制图传统相提并论的东西，可以说很少，甚至简直就没有。”

　　中新社记者：《敦煌星图》对当今生产生活有何影响和启示意义？

　　赵晓星：自古以来，人类对浩渺星空有着共同的向往与探索。无论是古人绘制星图，试图理解宇宙秩序，还是今人通过高科技望远镜、宇宙探测器等揭示遥远星系的秘密，这份对未知的好奇与追求，跨越时代，连接着人心。

　　据相关专家研究推断，普遍而言，每一颗星星的位置、轨迹等，每隔2.5万年才会有一点微小的变化，《敦煌星图》所记载的千余年间的星星，在今天是看不出来有什么明显变化的，它只是客观记录了唐人对星空的认知。

　　为了让这一古老的中国天文智慧，在更多年轻人心中生根发芽，近年由敦煌研究院编著的《写给青少年的敦煌故事·密室宝藏》一书中，围绕《敦煌星图》的研究成果，特意推出“全世界最古老的星图”篇章，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了古人对于天文知识的丰富掌握，以及古代中国对于世界天文学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

　　通过《敦煌星图》还可以看出，各种技术手段从古至今是不断更新的，但中国人对知识的追求一直没有变。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出基于文物保护的各种数字化手段，其最终目的一定是挖掘文物的价值和它在今天产生的意义，从而更好地被后人所传承和利用。(完)

　　受访者简介：

　　赵晓星，现任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曾赴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访学，任东洋美术史研究室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的结合研究，先后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项目等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