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0月9日电 题：中华文化能为当代世界贡献什么？

　　——专访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

　　中新社记者 应妮

　　改革开放在文化思想领域给中国人带来深刻而显著的影响。耳边听的，眼前看的，手中玩的，脚下舞的……文化产品供给从贫乏单一走向丰富多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走向复兴，成为时代的强音。

　　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如何看待改革开放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的影响？中华文化能为当代世界贡献什么？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此阐述他的理解。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改革开放45周年的历史时刻回望，您如何看待这一重大政策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的影响？

　　王石：中华传统文化千年一以贯之的精神基因，始终深存在中国人的家常日用，以及普通百姓的生活伦理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上的重大变化，我想莫过于思想观念之变。而其标志，我认为就是“中华文化”这个称谓与观念的提出、确立以及不断深化。

　　改革开放之前的文化称谓或“提法”，基本以阶级、革命阶段、社会制度来划分。比如无产阶级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还有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等。

　　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开始复苏发展，越来越具有正面启示意义。

　　改革开放初期有过不少提法：“华夏文化”“炎黄文化”“民族文化”“传统文化”……这些称谓各有所指，各有偏重。“中华文化”便成为一个古今兼容、内外兼通的文化表达。中华文化是民族的，但这个民族不限于历史上的华夏、炎黄，也不限于当今的汉族，甚至也不限于56个民族，她还涵盖全球6000多万华侨华人。这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多元一体的族群，也是一个通常以“海内外”加以形容的跨境型文化空间。她是全世界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和民族认同。

　　需要强调的是，文化称谓还有一层重要意义，即标志着一个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识和自觉。“中华民族”这一自称，到20世纪初才出现，这应该归功于梁启超先生。这个称呼的大普及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田汉先生写在《义勇军进行曲》里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费孝通先生指出，自称，标志着一个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知道了“我们是谁”。同样，“中华文化”也是一种文化的自称，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的自我意识。

　　中新社记者：您所在的中华文化促进会长期致力于中外人文交流，能否谈谈您所经历的中华文化走向复兴过程中，印象最深的几个时刻？

　　王石：“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系列活动”是中华文化促进会创立后推出的第一个文化活动，其主旨是回顾和评选20世纪海内外华人的音乐代表作。除了音乐之外，这个活动的意义就在于鲜明地呈现了广阔的文化空间。

　　活动的艺术委员会成员，既有大陆音乐家，也有港台和海外音乐家，入选作品也是如此。比如台湾作曲家江文也的管弦乐作品《台湾舞曲》、张昊的管弦乐作品《大理石花》、许常惠的音乐作品《葬花吟》、马水龙的《梆笛协奏曲》，香港作曲家林乐培的民族管弦乐作品《秋决》、陈永华的管弦乐作品《飞渡》，美国华裔作曲家周文中的管弦乐作品《花落知多少》、周龙的协奏曲作品《霸王卸甲》，旅法华人作曲家陈其钢的协奏曲作品《逝去的时光》、许舒亚的《夕阳、水晶》等。

　　我至今记得，1995年“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综合音乐会赴台湾演出，不仅音乐厅内座无虚席，音乐厅外的广场上也坐满了听众。演出结束后，艺术家们应听众要求又在广场上加演30分钟。次日，台湾报纸的报道都对演出给予非常积极的评价。

　　再如，2004(甲申)年，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5人发起，中华文化促进会邀集海内外66位华人著名科学家、教育家、人文学者和艺术家，在北京举行了“2004文化高峰论坛”。与会专家以“全球化与中华文化”为主题，用三天的时间畅所欲言，开放交流，凝聚成了一篇《甲申文化宣言》。季羡林先生认为，这是五四运动80多年后中国知识界再次向世界表达自己的文化主张。

　　三年后的2007年，“中华文化”一词被写入中共十七大报告，并以专门章节提出“弘扬中华文化”。此后“中华文化”一直是报刊网络上的热词。

　　我还有一个很深刻的记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这一论述在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时，也解释了中华文化。

　　常常有人问我：中华文化是否就是传统文化？我也一再告诉他们，中华文化包含传统文化，但又不只是传统文化。传统而外，中华文化还有与时俱进的现实品格。她一以贯之，又因时而变，继往开来。继往圣之绝学，也不断开拓出新气象。人们只要稍加留意就能看出，即使那些一向被称为国粹的种种文化形态，如京剧、国画、国乐等，今日之日，也已不同往昔，不再是旧时模样。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中华文化能为当代世界贡献什么？

　　王石：2015年6月，中华文化促进会与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在长沙主办“2015两岸人文对话”。对话的主题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这个题目是我拟定的，出自钱穆先生的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是根据其1990年最后一次谈话整理的。这是一篇短文，但涉及的问题很重大，是先生在生命最后阶段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他认为，“天人合一”应是中国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也是将来可能贡献给人类的重要思想。

　　那次讨论，我对老先生所用“可有的贡献”中的“可有”二字感慨颇深。“可有”意谓可以有、可能有，而非必定有——语气谦和，留有余地，而不乏自信，不乏力量！那次对话不仅有台湾的学者，还有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两岸人文对话”迄今已在北京、台北、杭州、宜兰、长沙、香港、桂林、梅州等地举行了11次。最近一次是2022年于北京和台北之间举行的视频连线。每次讨论中华文化，见到台湾学界朋友，大家都说不出的高兴。

　　2018年12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时任所长刘梦溪先生，曾邀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作过一次演讲，并且给我出了一个题目：“人类在21世纪能否走向和解？”

　　走向和解不仅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也应该是大趋势。那么，中国人、中华文化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思想呢？

　　那一次，我讲到孔子的“和而不同”，讲到阮修的“将无同”，讲到张载的“仇必和而解”，讲到王国维先生的“学无西东”，讲到钱钟书先生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也讲到费孝通先生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想说的是，中华文化中的异同之辩、和同之别、大同之想，包含着走向和解、走向命运共同体的丰富思想资源。而且这个思想从古到今是一贯的，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文化精神。

　　什么是和解？捐弃前嫌、化敌为友、顾全大局、握手言和，以及相逢一笑泯恩仇，固然都是和解，而所有指向和解的不懈努力，所有的妥协与让步，所有的宽容与谅解，所有的耐心与等待，甚至在暂时没有解决方案的情况下，保持现状，搁置纷争，管控风险，降低冲突，也同样是走向和解的良策。

　　我坚定地认为中华文化能够也应该成为人类走向和解的明灯。(完)

　　受访者简介：

　　王石，1948年生，祖籍山西襄垣，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文化学者、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副会长，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曾任教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大学，讲授艺术概论，著有剧作和文化评论多种。1992年起致力于中华文化促进会的创立与发展，先后担任该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常务副主席；创立海内外区域组织、行业协作体和各门类专业委员会150余个；策划并领导实施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系列活动、《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出版工程、中华文化论坛、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颁活动、中美音乐论坛、亚洲文化合作会议、两岸人文对话、万里茶道中蒙俄城市合作峰会等多项重大文化项目，以及创办中央数字书画频道、音像世界频道及世界遗产地理杂志，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非政府组织(NGO)发展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