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18日电 题：方汉奇——百年中国新闻史守望者

　　作者 徐雪莹 安英昭

　　方汉奇先生最近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是壬寅新年(2022年)前夕，和台湾新闻学泰斗李瞻先生“云端”拜年，相期以茶。

　　身为新中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学家，从27岁到97岁，方汉奇专注的目光，一以贯之投向中国新闻史的求证与书写。

　　日前，这位满头鹤发依旧神采奕奕的长者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按响门铃几秒后，一位身穿平整白衬衫、灰色西裤的老人出现在门口。除有时需附耳高声对话外，几乎难以让人同其短信中“我已耄耋”相联系。他仍保有每日读报的习惯，关注着中国新闻史学界最新动态。谈起新闻史往事，信手拈来，如数家珍。

　　走入方汉奇家中，书籍的馨香游离在每个房间。约30平方米的书房三面环书，墙上、书架上陈列着往日和梁漱溟、金庸等大家的合影。落地至天花板的特制书架分里外两层，说是藏书万册也毫不夸张。一架望远镜，一把折叠梯，供房屋主人调遣书架上的千军万马。

　　“你们如果早几个月来，我还可以拿些新闻传播的书，跟你们说道说道。”方汉奇对中新社记者说。

　　去年10月，方汉奇将所藏3045本新闻传播学科相关图书，尽数捐赠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这些书，由方汉奇一本一本挑选整理出来，收藏时间跨度从1959年到2021年，亦是新中国新闻史发展的写照。

　　中国新闻史的“第一幅地图”

　　“50年代做教学工作，主要的任务是教材建设。”1953年，方汉奇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教学。讲新闻史的课是必修课，却“没米下锅”。

　　中国新闻教育，始于192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设立的报学系，初期对美国、日本经验多有学习。“西方当然它有它的渠道，它有它的模式，它有它的客观条件和要求。旧中国的办学参考西方的，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体制不一样，只能作为参考借鉴，不一定全部移植。”方汉奇说，“重要历史信息资料，特别是共产党新闻事业，是教学的主要方面，必须加强投入，加强搜集。”

　　当时，全国大学中教中国新闻史的，只有曹亨闻和方汉奇两人。全国新闻史教学，基本依赖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等为文本，但内容远不够丰富。

　　为讲好课，方汉奇5年读了2000多本书。大体上以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主线，到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查看报刊原件。“年年都忙着，特别是节假日。寒暑假到上海、扬州跑书店，要不就到校图书馆去借。”方汉奇说。

　　“一个礼拜要上两个钟头的课，你得有材料，你得有说道。结果，我只好从秦皇汉武说起，说了两个多礼拜了才说到汉朝，然后再过两礼拜才到宋朝——戏台上管这叫‘马后’——底下那头角儿还没来，台上演员就开始慢动作，把戏拖着唱。当时上课就这样。”

　　直到1954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组织丁树奇、李龙牧、黄河、刘爱芝四位专家合作编写了一部《现代革命报刊史讲义》，早期“等米下锅”的状况才得以改善。

　　1984年，方汉奇成为中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导之一。1989年，和宁树藩、陈业劭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新闻史学会，如今成为新闻传播学领域唯一的全国一级学术团体。1997年，在方汉奇、丁淦林、赵玉明等人的努力下，新闻学从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下的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定名新闻传播学。

　　探秘、考证，追溯历史定格的切片，方汉奇如同历史的记者，和众多学人一步步拼织起中国新闻事业史全景。其撰写或主编书目，从断代史铺展至通史、编年史。其著作《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简史》、所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国新闻传播史》等，影响了几代学人。

　　“这些基础性研究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是功德无量的，就像第一幅地图，标记了重要的矿产、河流所在位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王润泽评价。

　　“不是新闻专业，我不报”

　　1926年12月27日，方汉奇生于北京南城丞相胡同的潮州会馆，祖上是广东普宁人。外曾祖父林启，是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的创办者。外祖父林松坚，曾和鲁迅做过教育部同事。或许和敬慕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有关，祖父方云石为孙儿取名“汉迁”，后因谐音“汉奸”常引同学戏谑，外祖父遂为其更名“汉奇”。

　　高中时，方汉奇喜欢上了集报，向往成为“相机身上挂，足迹遍天下”的记者。高考填志愿，“不是新闻专业，我不报”。

　　1946年，全国开设新闻系的学校就五六个。最终，方汉奇考取今苏州大学前身——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四年大学，没回过一次家，父亲提供不起苏州往返汕头的路费。

　　“这个时间段，我学的是新闻，我喜欢的是新闻史，我注意关注的是报纸，旧报旧纸。”就读期间，他的史学才趣初步显现，根据个人收藏的千余份小报，撰写发表了首篇学术论文《中国早期的小报》。

　　毕业后，由于家庭出身，他未能如愿当上记者，而成为上海新闻图书馆研究馆员。1953年，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罗列“挖”去教新闻史。五年后，随北大新闻专业整建制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他的新闻史公开课甫一开场，连窗台上都挤满了学生。讲梁启超，随口即可背出一篇千字政论，一边背诵，一边踱步；讲到某历史人物或事件，与此相关的正史、野史、人物、掌故，信手拈来，出口成章，“就像刘宝瑞说单口相声”。

　　“他对学生在学习研究上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包括我们要看什么书、写什么读书报告、写多长时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告诉记者，“但同时，他也特别关心学生，让师母熬粥，他给生病的学生送去；还替学生介绍对象……”1997年，程曼丽应邀访问台湾，一封来自方汉奇的亲笔贺信辗转香港，成为她在台湾度过的生日里最温暖的惊喜——原是导师提前备下，委托同行的涂光晋教授一路携行，在生日当天念给她听。

　　如今，方汉奇成为新中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学家之一，迄今培养了50多位博士生。其学生多已成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校新闻学院的中坚力量。

　　冷板凳上“打深井”

　　2023年6月17日，《<大公报>全史(1902-1949)》首发。该研究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中“个案史的重要成就”“‘打深井’的样本和标杆”。

　　这三卷书，在方汉奇的书房里也有一套。

　　通史研究，前人之述备矣。“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的方法，方汉奇一以贯之、颇为提倡。这意味着要达到前人未至的深度，要重视报刊原件、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和口述历史的搜集整理工作。

　　早在1985年，方汉奇就在文章《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中强调“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当时的中国新闻史研究，一度存在“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的问题。

　　“史论结合，没史怎么论呢？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得有个‘事’才能求到那个‘是’吧？所以，客观存在的媒体是第一性的，对它进行研究是第二性的。这方面，是一个本和末的关系。”在上海新闻图书馆工作三年间，方汉奇读完了馆里出版78年的27000多份《申报》。写文章，他一般都从原件入手。

　　历史人物，聚讼纷纭，褒贬评说，颇多歧义。获得大量原始资料，才不会误判研究对象。过去，史学家们一度认为胡政之是采访巴黎和会唯一的中国记者。但当《胡政之文集》2007年出版后，新材料推翻了旧说法。方汉奇遂在《谁采访了巴黎和会？》一文中更正指出：有关巴黎和会进展情况的信息，是通过几个传者的群体，协作完成的。

　　“西方国家说《每日纪事》报罗马时代就有，拿证据来——没有证据。中国唐代有进奏院状，宋代有‘小报’，明代有报纸原件，不断有新的发现……原件最有说服力，比据说什么、听说什么要强得多了。”方汉奇说。

　　为全面了解邵飘萍，方汉奇曾前往北京、上海、无锡等地专程拜访其妻子、儿女，四次走访罗章龙，专门请教萨空了。还曾用20倍的放大镜观察邵飘萍在日本的照片，记录下架上书刊171册，可见书名16种。

　　考证中国早期报纸始见于唐代，为《大公报》摘掉“小骂大帮忙”的帽子，确认邵飘萍中共党员身份……如此这般，遍读文献，寻访人证，去芜存精，抽丝剥茧，成为方汉奇年复一年的治史日常。

　　做卡片，是他做学问的一个基本程序。所有看的材料、写的文章、引文根据，都要做成卡片。以图书馆卡片为样式，标题点名性质，正文下接出处，一般按照人物、事件、某一方面的类型集中来写。卡片的原则，写一面，不写两面，摆在桌面上可以综合分析。他把这项方法也教给学生。在他的影响下，其学生程曼丽制作的学术卡片塞满了三四个大抽屉。

　　“实际上，我写的书里那些统计数字、那些引文都是平常做卡片积累的。哪记得住？记不住。但是一做了卡片，它一辈子为你服务。”半个多世纪以来，方汉奇写满10万张学术卡片，巴掌大小的卡片上密密麻麻摘录了各种学术资料。

　　“你回头去试试看，肯定有好处。”采访期间，方汉奇四次提醒记者回头也试试做卡片，“教我做卡片的也是老报人。曹聚仁，他是用来做新闻工作，做记者用的。”

　　“感兴趣是新闻人的基因”

　　虽然2004年就办理了退休手续，但方汉奇始终没歇着，70岁学电脑，80多岁开微博，年近90岁用微信。家中电脑上，“卡片”身影犹存：在1TB容量的硬盘里，有条不紊地陈列着各类新闻史资料，一个个文件夹全部按内容、地区等分门别类。

　　电脑斜上方那面墙上，挂着国学大师梁漱溟赠予他的题词：“何思何虑，至大至刚。”

　　如今，97岁的方汉奇独居在北京。儿女在国外，和父亲保持微信联系。妻子晓芙去世后，方汉奇不愿找一个住家的保姆，怕保姆无聊时会看电视，影响他工作。家中请了定时送饭的钟点工。

　　2017年，方汉奇获得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100万元人民币奖金，他决定全部捐给中国新闻史学会。转账时，银行工作人员误以为这位白发老人遭遇诈骗，差点报警，成为“冬日里最暖心的乌龙”。

　　除了最大的花销买书，方汉奇节俭了一辈子。书房的皮沙发上，仍贴着一张“羚锐制药”牌“补丁”。不同于给来客准备的精致茶具，其个人“专用”茶杯，是极为常见的老式成套兰花玻璃杯中的一只，杯壁早已不再透亮。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回忆，师母在的时候，连开灯都有讲究，规定几点之后才能开。

　　书斋之外，方汉奇是“行万里路”的践行者。其渊博的学识，大部分得之于书山文海，一部分则取诸山南海北。

　　茶几上，紧密排布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收藏品：意大利比萨斜塔、西班牙圣家堂……都是他本人去过的地方。除了西藏，他去过中国其他所有省份。

　　“我喜欢旅行，就剩西藏没去过，希望有机会去一趟西藏。现在铁路修到林芝了，离这边内地已经不远了。”在方汉奇看来，旅行能提升对人文社会、对历史的了解，是很好的积累。行前他会提前看档案材料，到了现场遂能游刃有余。

　　音乐和体育，也在其兴趣之列。他喜欢京剧，演过话剧，指挥过合唱，闲暇时弹弹钢琴，曾是人大新闻系乒乓球代表队的“绝对主力”……

　　谈起对新闻学子的期望，方汉奇脱口而出：

　　“学新闻，就应该是对所有的事情都感兴趣，凡是新鲜的事儿你都感兴趣。当然，搞新闻史还得对历史感兴趣，要多做这方面的积累。特别是做教学科研，需要积累做卡片。反正我是属于那种类型的，对所有的新事物都感兴趣，所有好玩的事都感兴趣。”

　　“所有人类感兴趣的我都感兴趣。这个就是学新闻的人的一个基因。我考试我就报新闻系，别的系都不报。当然也有渊源。我从收集报纸开始，因此对新闻系感兴趣，对新闻史感兴趣，然后如此这般活到现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