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7月17日电 题：如何让中华古谱诗词在海内外“入耳入心”？

　　——专访上海音乐学院研究员杨赛

　　作者 李鹏 樊中华

　　近年来，中华古谱诗词在海内外迎来“复兴”。在民族或西洋乐器伴奏下，以“古调今声”演唱的中华古谱诗词“意外”引发了听众跨越时间、地域、民族的热爱与共鸣。

　　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核心，古谱诗词蕴含了怎样的中华文化特质？今天又可如何以“歌”为媒，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中新社“东西问”日前专访上海音乐学院研究员杨赛，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古谱诗词缘起于何时？在几千年朝代更迭中，怎样体现出传承性和不同特色？

　　杨赛：中华古谱诗词自上古以来，至清代，传承数千年，虽多经劫难，文脉乐韵却保留至今。

　　中国音乐的起源比文字要早得多，甚至可视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早期音乐包括乐舞和乐歌。相传黄帝作《云门》《大卷》《咸池》，创建了中华礼乐文明体系。那时语言尚不发达，乐舞被用于祭祀中表现先王的功德和施政之道。颛顼作《承云》，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汤作《大濩》，到周之《大武》，都有文化传承与认同的功能。

　　乐歌兴起于文字被发明后，商代取得巨大发展，到周代集大成，集录为乐歌集《诗经》。周以乐歌化性、化俗，树立“平和中正”的核心价值观，以巩固其统治。

　　《楚辞》早期乐谱已失传。现《琴曲集成》收入《离骚》《泽畔吟》《沧浪歌》等减字谱18首，乃后世重谱之作。

　　汉武帝重兴乐府，汉乐府广采秦、楚、赵、代、齐等地民歌，同时大量西域曲谱传入，俗乐与胡乐融合共鸣，实现了从周雅乐到汉俗乐的转型，形成了新的礼仪文化乐曲体系和新的音乐审美。

　　唐代建立大型音乐机构唐教坊，既传唱汉乐府，也谱新曲。唐五代以后的诗谱、词谱保存甚多。

　　清代，词乐谱受到重视。康熙命人编纂《御制词谱》40卷，但无乐谱。乾隆命人编成《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共82卷，收录曲目4466首，其中歌诗谱177首，集中国千年传统音乐曲谱之大成。道光时期，谢元淮在《御定词谱》《御定历代诗余》《南北九宫曲谱》基础上详加参订，编成《碎金词谱》14卷和《碎金续谱》6卷。前者被认为具有昆曲风格，是元明以来南北曲音乐发展的结果。

　　此外，明代末年流传到日本的《魏氏乐谱》6卷中收入歌诗242首，包括上古歌谣、《诗经》乐谱、汉魏晋南北朝乐府谱、隋唐五代及宋元明诗词乐谱等。其谱为工尺谱，为中国古代音乐的研究提供了极珍贵的文献。

　　由此，约有一千余首诗词的曲谱流传至今。

　　中新社记者：将诗词依古谱唱出，与单纯吟诵比较，在内容、情感的体现与感知上有何不同？

　　杨赛：中国传统的文学与音乐本是一体，诗词讲格律，音乐讲旋律，二者结合才能精准表达出汉语言的语感。古谱诗词演唱时，表演者进入诗词角色，沉浸在诗词设定的时空和情节里，渐次打开视、听、味、触和嗅觉，代角色出声。工尺谱标明调体，中分句读，左列平仄，右列工尺，非常明确地记载了音高和节奏。而角色、性格、音色、音强、徐疾、虚实及时空则要根据词义来选择，以准确生动地传递内涵，这是极高的音乐艺术。

　　古谱诗词的歌者要通盘考虑歌者、乐者、作者、言者(角色)、听者的关系，不能局限于一人、一事、一词，还要对自然、社会、人生有整体感悟，从情感、语感、乐感、美感四个方面构建起表演艺术体系。

　　中华古谱诗词是由字、词、语组、句子、片和篇组成的。歌者不仅要咬准字音，还要把字义和表达语气、情绪的虚词交待清楚。歌诗基本不标注速度和断音、连音，词是歌诗最基本的语音单位，词组之间的时值关系是由读、句、韵决定的，韵既是字音押韵，也是词义和审美上的韵味，歌者要自觉转换成言者，融入歌诗中角色的性别、性格、情感，置身于歌诗的情节与情境中，咬字归音、依韵行腔、以情带声、抑扬顿挫、长短错落、本色当行地表演，形成中国的听觉审美。

　　以李煜的《虞美人·感旧》为例。一是要非常贴合词的情感，真切了解当时的时间、地点、景象、情绪，将李煜的德性表现出来；二是要符合汉语以词为单位、每个词都有重轻音的语感，注重平仄与押韵。李煜亡国后，被幽囚汴京小楼，推窗看到春风吹落花满地，花运如同人运和国运，令人怜惜惋叹。今日与往昔、地下与天空、皇帝与囚徒两两对比穿越，充分表现李煜的阴柔性格、抑郁心情及悲悯情怀。中华古谱诗词将天文、地文、人文紧密结合，充分体现出了人文审美与生命意识。

　　中新社记者：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起源，中华古谱诗词在今天被译制、传唱的重要意义何在？古谱诗词能否走出中国，在全球引发共鸣？

　　杨赛：古谱诗词是中国人文传统的重要载体和中国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国高雅音乐的高级形态，也是世界音乐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谱诗词将汉语言的声音和意义充分融合，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经过创造性转化后，定能在世界艺术歌曲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中国历代统治者在国力鼎盛时期，都会致力于传承、创作古谱诗词。古谱诗词是礼乐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凝聚民心的重要手段、是文化认同、价值传承、审美交流的重要凭借。如汉乐府正是汉武帝在通西域后，为中原音乐与西域胡乐“同鸣共奏”而创。唐玄宗鼎盛时期也常举办“音乐会”，以汉唐音乐为主，融合少数民族和异邦音乐，表现大乐与天地同和的格局。

　　而今，中华民族正迈向伟大复兴，中华古谱诗词在文化自觉与振兴中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近十年来，我们以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东方美谷艺术节等为平台，举办古谱诗词音乐会，邀请海外孔子学院院长、汉学家参会；十余次应邀至美、加、泰、法、德等国授课、培训、表演，将古谱诗词带到海外。这种交流极大地激活了海外华侨华人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每次都有大量华侨华人参与并热烈讨论，一次“出海”后，能收到十多个预约邀请。不仅如此，海外巡演时，我们见过能背诵大量唐宋诗词的小朋友，也见过至今仍能眼含热泪完整唱出《木兰辞》的古稀老人，古谱诗词能产生的凝聚力与向心作用可见一斑。

　　每次海外古谱诗词音乐会，都有近半数听众是外国人，他们通过导赏与字幕了解内容、欣赏音乐，完全沉浸其中。音乐超越语言，具有跨文化交流的特性。中华古谱诗词所体现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今天仍能在全球引发共鸣。

　　中新社记者：中国古谱有模糊性特征，据传须经口传心授方能得其精髓，今天在古谱译制与传唱的过程中，怎样处理这种模糊性，如何扬弃与创新？

　　杨赛：一方面，乐谱和表演之间不是镜像关系，所有音乐表演时都会根据曲谱进行个性化理解和再创作。工尺谱是中华古谱诗词较为合适的记谱方式，可传神地表现诗词的节奏与旋律，特别适合声乐表演，用任何中西乐器都可伴奏。如果译成五线谱、简谱，反而得不到很好的效果。

　　另一方面，中华古谱诗词的谱字与词义确有一定模糊性，是以汉语语感为基础，以板眼为基本节奏，音域以人声为主，器声配合人声进行即兴表演，非常重视表演者的生命体验与情感体验。

　　今天古谱诗词要传承和发扬，必须唱普通话，用现代乐器，借助现代传播平台。一是保留古代汉语的平仄，以体现词的切分音，形成断连。而古今汉语的词义并没有发生变化，普通话更便于行腔润腔。二是由于很难找到古代乐器，我们用现代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来伴奏。

　　蔡元培先生在上海音乐学院创建之初曾提出，要引进西方音乐，也要整理中国音乐，创造中国的现代音乐。近百年来，我们引进较多，整理较少，结合较难。在当代世界听觉体系中，“中国听觉”的份额较少，影响力较弱，存在感不强，这与新时代中国的形象很不匹配。

　　我们正在编写古谱诗词大、中、小学教材体系，让音乐与语文重新结合，将诗乐传统植入青年一代，以弥补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遗憾；我们将古谱诗词与文旅结合，让李白、王维、杜甫、白居易、苏轼等诗人与各地文化地标融合，重构诗意长江、诗意运河、诗意丝路等；我们探索古谱诗词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用元宇宙还原古谱诗词的历史场景；我们提取古谱诗词中的语言、意象、音乐元素，古今融合，创造性转化，创作新时代歌曲，创造新时代的“中国听觉”。(完)

　　受访者简介：

　　杨赛，文学博士、上海音乐学院研究员。比利时根特大学艺术哲学博士后、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后、上海音乐学院艺术学博士后。主要研究中国音乐文学、中国音乐美学、中国音乐史学和艺术学理论。著有《中国音乐美学原范畴研究》(中、英文版)、《任昉与南朝士风》、《先秦乐制史》、《乐记集校集注》、《中国音乐文学》等，主编、创作《唱响中国梦》《唱响新时代》原创歌曲集50多首，发表论文100多篇，整理传唱古谱诗词歌曲1000多首，主编教材《中华古谱诗词精粹》、《中国历代乐论选》、《中华古谱诗词歌曲选》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艺术基金、国家出版基金等国家级课题8项，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霍英东教育基金、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上海文化发展基金等省部级课题30多项，获得省部级创作奖、研究奖、教学奖20多项，培养卓越青年艺术人文创新型人才300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