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西宁6月12日电 题：“爱国老人”喜饶嘉措何以享誉海内外？

　　——专访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叶拉太

　　中新社记者 张添福

　　佛学大师喜饶嘉措被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誉为“爱国老人”，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出访多国时亦受到礼遇。

　　这名藏传佛教僧侣为何被誉为“爱国老人”？他在藏传佛教领域有何造诣和贡献，又如何促进中国佛教界与别国佛教界的交流？当今研究、缅怀喜饶嘉措有何现实意义？

　　中新社“东西问”日前独家专访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叶拉太，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喜饶嘉措大师为何获誉“爱国老人”？

　　叶拉太：喜饶嘉措大师1884年(一说1883年)出生于今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道帏藏族乡，是中国佛教界的泰斗，也是藏传佛教界爱国爱教的典范。

　　藏传佛教本身具有爱国爱教传统，喜饶嘉措始终坚定把安僧兴教、弘法利生的宗教信仰和爱国爱民统一起来，以一位藏传佛教集大成者的姿态，积极融入维护祖国安定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友爱和人民安康幸福的事业中，奉献所有、无私无畏。

　　因喜饶嘉措的学识和个人威望，1936年左右，喜饶嘉措正式受聘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五所大学的西藏文化讲座讲师。之后于1942年，他在家乡创办了比较特殊的“青海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讲授藏传佛教和国文等知识，让学习者成为为国、为民族有用的人才。后来，这所讲习所的旧址上，建起了现代学校。

　　民国时期，面对纷乱动荡的时局，喜饶嘉措主动加入抗战宣讲团，通过诗歌、书信和演讲，在西藏以及甘肃、青海的蒙藏地区，以僧俗大众易于接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讲抗日救国的必要性。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他号召僧人、部落头人等捐献飞机，为抗战救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喜饶嘉措再一次挺身而出，担任青海省政府副主席。作为佛家弟子，喜饶嘉措一贯利乐众生，通过写信等方式为藏地诸多头人、藏传佛教高僧大德讲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还亲赴青海黄南尖扎昂拉地区，化解当地矛盾冲突。

　　十世班禅大师评价道，喜饶嘉措大师一生为沟通交流汉藏文化著书立说，功垂汉藏，爱国爱教，为广大僧众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新中国成立以来，为祖国的统一、为人民的团结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新社记者：作为藏传佛教格西学位获得者，喜饶嘉措在藏传佛教领域有何造诣和突出贡献？

　　叶拉太：喜饶嘉措在年幼时就已表现出超出常人的记诵能力，7岁时在道帏乡的古雷寺出家，之后赴甘肃拉卜楞寺求学，在21岁时远赴西藏哲蚌寺深造。

　　1916年左右，经过11年的学习，才思敏捷、辩才出众的喜饶嘉措在拉萨举行的辩经会上表现突出，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又译作拉仁巴格西或拉让巴格西，相当于现代教育体系的博士学位)。此时的喜饶嘉措年仅32岁，在获得格西学位的僧侣中是“一等里面第一等的拉然巴”。

　　此后，喜饶嘉措受到藏传佛教高层的青睐，主持一些大型文化工程，如主持编订出版藏文《布敦全集》和《甘珠尔》校勘工作，前后历时十余年之久。藏地印经院比较多，历史上《大藏经》的校勘本也不少，从而出现不同版本的《甘珠尔》，喜饶嘉措的校勘突出不同的准则和特色，利于藏传佛教经典的传播，学界对其认可度很高。

　　1956年，中国佛学院定址北京法源寺，喜饶嘉措是创办者之一，也是首任院长。在不断的办学、讲学等文化实践中，喜饶嘉措一直具有改革佛学教育的愿望，主动改革寺院教育，致力于培养佛教界新型人才。

　　喜饶嘉措既为大师，又为导师，培养了一代藏族学者和汉族藏学界人才。藏传佛教讲究“讲、辩、著”，其中以“著”最为重要，喜饶嘉措一生著作十余种，现已出版的三卷本《喜饶嘉措文集》，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大部分已毁失。喜饶嘉措以格律式写作的《宗喀巴大师礼赞十七颂》(又称《宗喀巴大师传略十七颂》)，是学习藏文时必背经典之一。这些经典之作，是其关于文学、历史和佛教哲学观点的深度阐述。喜饶嘉措一些批驳性文章如《驳论问答-末劫之火》，也引起了藏学史上的一次大辩论，从而直接推动了藏学的繁荣和发展。

　　中新社记者：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期间，喜饶嘉措如何促进中国佛教界与他国佛教界的交流？

　　叶拉太：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喜饶嘉措与佛教界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并担任第二任会长，足见其在政界、佛教界的影响力。

　　喜饶嘉措多次主持外事活动、接待外宾，1955年，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已过古稀之年的喜饶嘉措任团长，与赵朴初等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对缅甸进行友好访问，开创了新中国历史上佛教团体与外国佛教团体开展大型交流的先河。

　　此后，喜饶嘉措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赴尼泊尔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徒联谊大会；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圆寂2500周年纪念大会；率团赴斯里兰卡与当地佛教界交流。他还曾到柬埔寨、瑞典、苏联参加宗教交流活动。

　　喜饶嘉措在很多国家都有一定威望。佛教传自印度，宋代之后，汉传佛教与印度佛教之间大规模的宗教联系一度中断，15世纪后，藏传佛教与印度佛教的联系也已式微。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喜饶嘉措参加这些大型佛学活动时，不仅播撒菩提道行的种子，也为中国与其他国家佛教界之间的友好往来铺路搭桥，还介绍中国的民族平等和宗教自由政策，加深了彼此的交流交融。

　　中新社记者：在大师诞辰近140年的今天，研究、缅怀喜饶嘉措有何现实意义？

　　叶拉太：今天急速变化发展的是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喜饶嘉措的生平，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位文化历史名人。

　　正所谓汉藏佛教融洽一炉，汉藏民情和洽一堂。喜饶嘉措在国家命运转折时期，以通俗化的语言“翻译”了当时重要时政思想、重要文件及政治术语，极大增进了各族群众对国家的认同。这一时期，汉藏佛教交流有着深刻的政治与国家安全背景，他的作为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反对分裂、促进民族团结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为今天的民族、宗教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完)

　　受访者简介：

　　 叶拉太，藏族，青海尖扎人，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后出站人员，研究方向为藏学、中国少数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