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5月15日电 题：失去“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头衔，中国需要担心吗？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

　　中新社记者 王恩博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预估，印度在今年4月份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已进入人口负增长轨道。

　　中国人口发展正面临新形势、新挑战，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蔡昉在其新著《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机遇》中指出，这也是改革红利应运而生的机遇。失去“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头衔，中国需要担心吗？中国如何从规模巨大的存量人口中继续挖掘经济增长动能？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了蔡昉。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有观点认为，中国失去“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头衔后，长远看可能影响经济发展。中国需要为此担心吗？

　　蔡昉：“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现在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称号，并不重要。从历史上看，在工业革命前的“马尔萨斯时代”，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总量就曾交替领先。这一时期，全世界无论何时何地，所有国家生活水平都很低，人口多就意味着总收入多，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创意多。在当时，创意来自于直接经验，所以人口大国有机会走在科技前沿，成为经济大国。但工业革命后一切都不同了，尤其现在的新科技打破了原有资源界限。比如以往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现在数据也成为一种生产要素。新的生产要素远比传统要素更加可再生、可持续。

　　所以，经济增长表现会受人口转变因素影响，或正面或负面，然而人口发展趋势的变化并不是宿命或极限，不应该成为经济增长的终极决定因素。任何国家，无论人口转变处于哪个阶段，在既定的内外部经济环境中，只要具备恰当的经济体制和机制，足以充分动员资源和要素，并对资源和要素进行有效配置，就能够克服不利的人口因素干扰，实现良好的经济增长表现。

　　中新社记者：2022年中国人口总量已出现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曾长期受益于人口红利，这种红利未来将如何演变？

　　蔡昉：与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高速增长时期的经验表明，不管人口格局是怎样的，无论是收获人口红利还是克服人口阻力，都需要依赖一系列其他条件，包括经济体制的激励水平、劳动力整体受教育水平、配置资源的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及经济发展的分享水平等。如果不具备这些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口只能成为一种负担，而不会被转化为加速经济增长的红利。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印度其实过去也一直有潜在的人口红利，但其发展的一个很大制约是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较低。印度这一指标不仅显著低于中国，也低于世界上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就导致其制造业等无法得到充分发展。尽管后来其外包服务业有所发展，一部分人也接受过高等教育，但规模还不够大。因此，从人口红利的角度上来说，当劳动力数量优势减弱时，未来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劳动力质量，培育人才红利，对中国来说就显得更加重要。

　　中新社记者：中国仍有超过14亿人的巨大人口规模，当下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从中挖掘经济增长潜力？

　　蔡昉：人口红利的含义就是，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同时由于年轻一代往往比上一代受教育程度更高，新成长劳动力不断涌现，就可以带动人力资本快速增长。这种情况下，不管投入多少资本，总会有相应的人力资本和劳动力进行匹配。此外，从农业等其他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还有大量劳动力可以转移出来，重新进行资源配置。这些都有助于提高一个经济体的潜在增长能力。

　　当前中国人口虽然出现负增长，劳动力资源优势有所减弱，但依然有巨大潜力可以挖掘，比如从农业向外转移的劳动力规模就依然巨大。我们谈论劳动力充足与否时，主要针对非农产业的需求。据统计，发达经济体农业劳动力占比约为3%，中国则高达23%，缩小两者之间20个百分点的差距，意味着规模巨大的劳动力可以在今后10年到20年里从农业中逐渐转移出来。为此，要用改革的办法挖潜，比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落户城镇等。

　　此外，未来经济增长会受到需求侧制约，特别是要应对居民消费不足问题。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消费能力相对较弱，养老负担也会改变消费观念、挤压消费意愿。在此背景下，要解除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一方面，政府要在生育、养育和教育等方面强化公共服务保障；另一方面，在就业政策方面要提供更高质量培训，促进人力资本发展。一旦劳动者就业更充分、纵向流动更快，其收入和消费能力也会水涨船高。总的来看，无论供给侧还是需求侧，都存在改革红利，这种改革能够直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让所有人从中受益。

　　中新社记者：全球已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正经历人口负增长。应对人口新形势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挑战，中国是否能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

　　蔡昉：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带来的影响是一只“灰犀牛”，但也可能产生未曾预见的“黑天鹅”事件。吸取其他国家经验教训，避免人口转变冲击经济增长，需要关注四个关键词。

　　第一，日本式应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潜在增长率降低，供给侧增长能力显著下降。但此时，日本在提高生产率、增强供给侧能力方面没有什么作为，决策层和经济学者普遍认为症结在于需求侧冲击，因此推动了大规模刺激投资需求的政策，推起了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泡沫。最终日本又不得不捅破泡沫，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第二，欧美经济的“日本化”。欧美发达国家整体都遇到了老龄化、人口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投资意愿不足、消费下降、过度储蓄，进而又造成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为了刺激经济，这些国家只能提高负债率，最后形成了“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高负债”“三低一高”的长期停滞格局。这一现象从日本开始，随后欧洲、美国都出现了该趋势。

　　第三，疫情中断(Covid Break)。新冠疫情让欧美经济的“日本化”趋势暂时中止。疫情期间，欧美国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以大规模财政刺激，为居民发放大量补贴，从而对消费形成支撑。但由于供应链中断导致的供给短缺、乌克兰危机等原因导致的石油、粮食等供给和价格冲击，令其供给侧在需求并未减弱的情况下遭遇供给不足，导致数十年未见的高通胀，最终不得不转头加息。

　　第四，“日本化”的变种。我们尚难以确定欧美加息之后会出现怎样的格局，是回归“三低一高”的长期停滞状态，还是形成高通胀、高利率、低增长和高负债的更糟糕组合。在这些国家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家之间，仍在进行激烈的争论，央行的政策走向也尚不明朗。

　　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人口问题这个“灰犀牛”在各种因缘际会之下，可能产生的“黑天鹅”事件。但在应对挑战时，中国与日本、欧美不一样，中国迈出的第一步是正确和成功的，即部署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且在过去十年做得非常好。如今需求侧问题显现，中国又通过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等部署，积极挖掘需求侧改革红利。在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的当下，我预期中国改革力度会进一步加大，释放更多潜在改革红利。(完)

　　受访者简介：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人口和劳动经济学、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减贫等。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中国发展百人奖、中华人口奖、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