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21日，是第11个世界森林日。随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绩日益显现：森林面积2.31亿公顷，森林覆盖率达24.02% 为全球贡献了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快最多的国家。

　　同时，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步。2022年5月公布的《中国生物物种名录》显示，我国有300多种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恢复性增长。大熊猫、藏羚羊野外种群明显增加，受威胁程度等级由“濒危”降为“易危”；曾经野外消失的麋鹿总数突破8000只。

　　放眼国际，我们看到，2022年12月，美国宇航局发布的一张新的“蓝色大理石”(Blue Marble)地球照片显示，与50年前相比，很多地方发生了显著变化，南极冰盖和非洲热带地区深绿色植被大面积减少，曾经绿色的马达加斯加变成了棕色，许多物种濒临灭绝。

　　守护生态安全屏障，保护生物多样性，各国应如何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中国有哪些经验值得全球借鉴？

　　对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代表夏泽翰(Prof. Shahbaz Khan)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晋峰展开对话。

　　夏泽翰表示，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中国拥有独特的经验。它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也带来了哲学思考。在生态文明理念方面，中国堪称引领者。

　　周晋锋认为，中国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为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了一系列方法论，并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在民众对生物多样性的了解程度上，中国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保护生物多样性，

　　全世界需团结一致

　　中新社记者：在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方面，谁应该发挥主导作用？

　　周晋峰：这是一个人类乃至地球历史上罕见的挑战，必须所有的方面都参加。政府要发挥领导作用，但是社会、企业和个人的参与也不可或缺。国际组织、社会各界、人民群众等都要参与，积极做出改变。

　　夏泽翰：所有国家、所有人都必须行动起来，从个人到县、市、省、中央政府，乃至各国政府，必须通力合作来应对挑战。所有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我们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团结一致才行。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可能只靠科学家、政府就能做到，企业和个人需共同努力。

　　中新社记者：保护生物多样性需全世界共同努力，各国应该如何加强合作？

　　周晋峰：首先，加强政策协调，包括基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政策协调。

　　其次，推动信息共享。有些物种是迁徙性的，比如北京雨燕。北京入冬时，它要飞到南非去。各种迁徙物种及外来入侵物种，如亚非沙漠蝗虫，这既是农业灾害，也是生物多样性问题，需要国与国之间从卫星数据、地面数据、技术等方面进行协作，才能把工作做好。

　　第三，促进技术传播。不同国家间的技术交流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至关重要。

　　夏泽翰：我们要召集人们一起探讨这一问题，例如，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在蒙特利尔召开的高级别会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做的就是建立网络，尤其是建立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世界遗产和自然遗产地，以及世界地质公园。

　　依托世界地质公园和地质多样性网络，来自这些地区的市长们、生物多样性相关网络的政治领袖们，以及地方、省级及国家层面的领导者们，带领当地科学家、民众等多元群体，尤其是年轻人，为其赋能，带动他们加入这些保护行动。

2004年2月，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风景区、天子山风景区三大景区构成的武陵源自然风景区被列入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图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山脉(资料图)。来源：视觉中国

　　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启示

　　中新社记者：中国已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中国的做法有哪些值得推广的经验？

　　周晋峰：第一是认识的提升和统一。中国把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在其指引下，我们系统地调整了一系列法规。第二是形成广泛的共识。客观地讲，在民众对生物多样性(这一概念)的了解程度上，中国在全世界绝对领先。第三是为坚持生态文明所构建的一系列方法论，其核心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实际上就是强调保护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

　　夏泽翰：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中国拥有独特的经验，我认为，它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也带来了哲学思考。生态文明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

　　生态与文明相辅相成，如果只考虑其一，我们永远无法取得进步。但是，将二者合二为一，做到人类与地球和谐共存，这才是其精华部分。

　　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可以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全球标准相结合，重要的是，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基础上融入了中国特色。在生态文明理念方面，中国是引领者。

　　中新社记者：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在这方面您觉得各国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周晋峰：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保护生物多样性，有三个重要的工具，即认识提高、法律规范、人民参与。

　　举例来说，国家电网组织志愿者进行全网巡护，使其对生态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以此保证经济发展。另外，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中国一个伟大的创举，从2015年开始，仅我们一家就提出了一系列诉讼案件，使得一批经济发展项目得到调整，使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尊重环境、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

　　守护生态环境，

　　需科技助力

　　中新社记者：我们如何通过科技赋能和技术创新来更好地守护生态环境？

　　周晋峰：科技是一个工具，它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我们要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在未来发展科技时，充分地考虑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科技的全面发展，是我们解决当前危机最重要的工具。

　　夏泽翰：从科技的角度看，许多产品对生态造成了危害，而且这种危害还在持续。不过科技也有积极的一面。我们经历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现在我们正从工业4.0过渡到5.0，在研究更环保的技术、更好的物联网，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卫星等技术。

　　有了这些技术，我们能了解何时何地在发生什么事。有了卫星、更好的算力，运用人工智能进行更好的数据挖掘，借由物联网连接到传感器，我们能够了解各种情况，现在我们正在部署那些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