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西安2月21日电 题：西安碑林“镇馆名碑”如何实证唐时文化交融？

　　——专访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景亚鹂

　　中新社记者 阿琳娜

　　碑刻“如林”的西安碑林博物馆，珍藏着一块碑，它向世人“讲述”了一段尘封往事，实证唐朝的文化交融。唐太宗时期，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来到唐都长安，李世民命宰相房玄龄率仪仗出城欢迎。唐德宗时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立于长安大秦寺，记载了景教近150年间的传教历程和教义教规。

　　被称为中国“景教第一文献”的《景教碑》，见证了怎样一段历史？它的重要性何在？一块石碑如何“衍生”出一门国际性学问？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景亚鹂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安碑林博物馆馆藏《景教碑》为何会成为“镇馆之宝”，它见证了怎样的文化交流史？

　　景亚鹂：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唐太宗时期初入中土，直至《景教碑》刻立近150年间，景教传教历程以及教义教规。此碑由景教僧侣景净撰文，吕秀岩书并题额。碑高280厘米，宽99厘米，碑文32行，满行62字，楷书。碑上所书“大秦”，泛指东罗马帝国范围，包括叙利亚等地。

　　碑文首末行和碑下部及两侧刻有叙利亚文，碑左右两侧刻有70名景教僧侣的叙利亚文署名。此碑记载了景教在大唐传播的“珍贵片段”，如贞观九年阿罗本等入华，贞观十二年太宗敕令“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唐玄宗时，命其兄弟五王亲临景寺设立神坛，又令高力士送去“五圣写真”置于景教寺内，并为寺院御笔亲题匾额。唐代宗时，每逢圣诞日，还会送去美味佳肴款待景僧等。

　　据《景教碑》所述，景教从唐太宗直至立碑的唐德宗时期，除武则天外，最高统治者几乎都对景教表示了好感。在“兼容并蓄”的思想下，来自波斯的祆教、摩尼教，叙利亚的景教等得以在唐土传播。

　　景教要在唐都长安发展，既需要争取朝廷的允许和资助，又必须得到当地百姓的认同和拥护，故非常重视“本土化”。如确定教名时，因“景”有“光”“明”之意，故将本教定名为“景教”，乃“光明灿烂的宗教”，并称其教祖为“景尊”，教会为“景门”，教堂为“景寺”等。景教还借用佛、道用语，与儒家伦理结合，推行慈善救济、医术诊病等，景教士汉译大量景教经典，传播弘扬景教教义。

　　《景教碑》刻立60多年后，佛教遭遇空前的“会昌法难”。受此连累，景教亦遭重创，《景教碑》遂湮没无闻。近800年后，《景教碑》在明代天启五年(亦有三年说)出土于西安城西崇仁寺(金胜寺)或其附近，其地应为唐长安城义宁坊大秦寺旧址。

　　中新社记者：《景教碑》出土至今近四百年，为何由一块石碑“衍生”出一门国际性学问？

　　景亚鹂：《景教碑》出土近四百年间，中外相关研究成果不计其数，由一块石碑“衍生”出了一门历久不衰的国际性学问。其研究领域大致包括两类，一是根据碑型，考察碑的形制、书法、辨别真伪以及出土时间地点等。二是根据碑文，从语言学、神学、宗教史学的角度，解读碑文内涵等。

　　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多种景教文献表明，在藏经洞封闭之前(约11世纪前半期)，敦煌一直还有景教徒活动。在莫高窟北区B105窟发现的铜十字架，被推断为宋代景教徒遗物。元代景教传播，从当时来华西方人著作中有所反映，如马可·波罗来华时仍发现景教徒甚多，并对他讲述其祖先信奉景教之事。

　　随着新的景教遗物的发现和考定，国内外学界对景教的研究始终方兴未艾。

　　中新社记者：碑刻“如林”的西安碑林文物中，还有哪些具有文化交流“印记”的名碑石刻？

　　景亚鹂：西安碑林博物馆馆藏数千件石质文物，其中《不空和尚碑》《窦师纶墓志》《吴德鄘墓志》等均见证了唐朝东西方文化交流“盛景”。

　　唐《不空和尚碑》，是不空和尚弟子为追叙先师功绩而立的碑刻，主要记述不空的生平事迹和师承情况。释不空为北印度人，自幼入唐，师从金刚智学习密宗，曾赴印度和狮子国取经，携带大量密宗经典返回长安翻译。他与鸠摩罗什、玄奘、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在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皆被奉为“灌顶国师”。其弟子惠果曾在青龙寺向日本和尚空海传授密宗，空海回国后将密宗传到日本。

　　窦师纶为唐代画家、工艺家，出身关陇望族，先祖为鲜卑纥豆陵氏，后改为汉姓窦氏。窦氏与北周、隋、唐皇室均有联姻，且在工艺营造方面有家族传统。窦师纶受多元文化交融影响，加之工艺巧思的深厚家学，创造出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纹样主题的“陵阳公样”。“陵阳公样”是对萨珊风格的联珠团窠纹的继承和创新，纹样加饰团窠环，单层联珠环发展成为双层复合式联珠环。主题纹样在选用龙、凤等中国传统动物的同时，吸收海外织物中常见的祥禽瑞兽，如狮子、大象、孔雀等，以及多种想象性的添翼神兽。这种风格的织锦图式对唐代及周边国家的织锦图案影响深远，是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见证。

　　吴德鄘出身于宦官世家，唐大中七年监岭南节度兵马兼市舶使。所任“市舶使”乃掌管外来船舶之事务，检查出入海港船舶、管理外商等。广州是岭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最迟到唐大中起，监军兼领市舶使已成惯例，市舶使由临时差遣改为有固定任期的常设使职，其人选由朝官逐渐变为皇帝身边的家臣宦官。这既说明唐王朝对岭南贸易的重视，也从侧面证明了唐代岭南贸易，在中国海外贸易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反映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商贸之繁盛。

　　中新社记者：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碑刻文物涉及众多中国古代书法大家，博物馆如何以书法为“媒”，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景亚鹂：西安碑林的源头，可从唐代立于都城长安务本坊国子监的《开成石经》《石台孝经》碑说起，其历史可追溯至唐末、五代对《开成石经》和《石台孝经》碑的第一次迁移，最终形成于北宋。北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迁至现址，距今已有900余年历史。它是一座以古代碑刻和石刻艺术品为主的专题性博物馆，收藏了汉朝至民国各代碑石、墓志、石雕和宗教造像等数千件文物，被称为儒家典籍的石质图书馆、内容丰富的史料档案库和一部直观的中国文字发展史。

　　西安碑林以其珍贵的书法碑刻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至高地位，是闻名中外的书法艺术圣殿。唐代书法家虞世南、欧阳询、欧阳通、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等都有作品展陈于西安碑林博物馆，“汉字五体”在西安碑林都有珍宝。20世纪以来，西安碑林书法殿堂，作为陕西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已成为外国友人领略中国书法精髓和艺术魅力的窗口。(完)

　　受访者简介：

　　景亚鹂，西安碑林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兼任陕西省社会科学信息学会理事，西安唐代文化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会员，陕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家委员会委员等。主持国家社科项目以及西安市社科课题六项，主要从事古代文献学、碑刻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