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太原12月20日电 题：为何1400多年前的外国人葬在晋阳？

　　作者 冀美俊 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

　　1999年7月8日，一场大雨过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村民王秋生拿着铁锹修理被大雨冲毁的墙基路面。铁锹碰到一个硬物，且这硬物越挖越大，直到露出一个石质屋顶，震惊海内外考古界的虞弘墓就这样发现了。

　　这是一座有着准确纪年的隋代墓葬。葬具是房型汉白玉石堂，石堂内外，或雕或绘精美图案54幅，局部还有描金装饰。图中人物皆深目高鼻，或留短发，或梳突厥式长发、波斯式长发。内容有宴饮、乐舞、射猎、家居、出行等，充满异域文化色彩。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石堂底座正壁的圣火祭坛图案，这是典型的祆教圣火祭祀场面。祆教又称火祆教、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是流行于伊朗高原的原始宗教，大约在南北朝时期，这一宗教随着丝绸之路大量传入中国，信奉者多为粟特人。考古发现说明，北朝和隋唐时代，中国对外交流无论从规模还是深度上来说都是空前的。

　　太原为什么会出土充满祆教文化特色的石堂？

　　这要从墓主人虞弘说起。

　　从墓志记载来看，墓主人姓虞名弘，字莫潘，鱼国尉纥驎城人。虞弘祖父奴栖为鱼国领民酋长。

　　墓志上记载的鱼国，很可能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历史》一书中记载的不播种任何种子，而以家畜与鱼类为主要生活来源的“马萨革太”部落。“马萨革太”原意就是希腊语“鱼”的意思。大概在公元前六世纪，他们已经生活在中亚的河中地区。这一地区的居民，北朝文献统称之为粟特昭武九姓胡。领民酋长是鱼国的最高首领，虞弘可以说是鱼国的“皇室”成员。

　　虞弘很小就随他的父亲君陀一起到茹茹国(即柔然国，北朝时期活跃于长城之外，大漠南北)为官。而虞弘13岁时(公元546年)已经担任茹茹国的官职——莫贺弗，并随着他的父亲出使波斯(今伊朗)、吐谷浑(西晋至唐朝时期位于祁连山脉和黄河上游谷地的一个政权)等，这显然和他的鱼国“皇室”身份相关。

　　后来，虞弘又出使北齐，留到中原后，先后在北齐、北周、隋朝担任直突都督、凉州刺史、使持节仪同大将军等官职，“翱翔数国，勤诚十主”，主要从事来华“外国人”的管理工作，最终永远留在太原。

　　在此期间，虞弘所检校的“萨保府”尤令研究者关注。

　　“萨保”，原是粟特胡人商队首领的称呼，一般由粟特商业贵族担任。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大批粟特人沿着丝绸之路向东迁徙，形成一个个聚落，这些聚落的首领就是萨保。中原政府为了管理和控制这些粟特聚落，就将萨保府列入中央政府，其职务是粟特胡户聚居点上的一种政教兼理的蕃客大首领。

　　太原地区在北朝晚期存在萨保府，有诸多考古发现为证。

　　河南洛阳出土《隋翟突娑墓志》记载：“君讳突娑，字薄贺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诃大萨宝，薄贺比多。”太原小井峪唐墓《龙润墓志》记载，墓主人龙润随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西下建立大唐，“首授朝散大夫，又署萨保府长史。”此外，唐代《曹怡墓志》记载，曹怡之父曹遵为唐代“介州萨保府车骑骑都尉”。

　　可见不只是太原，在介州一样有萨保府。虞弘作为蕃客大首领“萨保”，检校并、代、介三州乡团，说明在太原地区有大量信奉祆教的粟特胡人。

　　据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一文来看，北朝隋唐时期著籍太原并见于墓志的粟特人有翟娑摩诃、翟突娑、安师、安孝臣、康达、康武通、龙润、龙澄、何氏等家族。而藏于太原纯阳宫的《洛阴修寺碑》碑阴题名文武官员128人中，有69人为复姓胡族，另外如刘、靳、元、乙、丘、成、王、郝等单姓，亦多为胡人姓氏，因此题名中的胡人比例保守估计也在60%以上。

　　为何大量胡人聚集太原？

　　太原又称晋阳或并州，三面环山，南面为平原，汾河水贯穿整个城市。这里既有灌溉便利，可耕可牧，又有山川之险，可攻可守。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太原成为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军事重镇，同时也成为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融互动的大舞台。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论及太原战略地位时说道：“魏齐周隋梁唐晋汉以及十六国之君，分方窃据，互相吞食，得此者昌，失此者蹙，先至者胜，后至者覆，匪直人谋。实势之便然也。”道出了太原在南北朝这一大动荡、大变革时期的重要地位。

　　晋阳作为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商业中心，在丝绸之路繁盛的北朝，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成为外国人汇聚之地。遥想当时，相当多的外国人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在晋阳居留、生活，从事商贸和文化艺术等活动，给晋阳大地留下了大量的遗迹遗物。如太原王家峰北齐徐显秀墓、娄睿墓、库狄回洛墓和韩祖念墓都充满大量外来文化元素，彰显了晋阳在北朝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辉煌景象。

　　两处改动凸显文化交流的心路历程

　　虞弘墓志中，虞弘的姓氏写作“虞”，并且将其祖先追溯到中国传说时代的虞舜。虞舜为五帝之一，传说其发祥地也在山西。而虞弘一族就生活在山西太原，虞弘的姓氏选择表明了他们希望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的强烈愿望。

　　颇有文化意味的是，在虞弘墓志中，表现国别的“虞”字经过挖补修改而变成了“鱼”，这不仅是“虞”“鱼”两个字形、字义的改变，而是说明外来部族落叶中国以后，从方方面面都希望和中国相联系，希望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同，希望融入当地的文化氛围。不过在内心深处，他们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依然有着深深的眷恋和难以割舍的情结，表现在墓志上，就改成了更能彰显其国别的鱼字。

　　无独有偶，《隋书·虞庆则传》记载：“本姓鱼。其先仕于赫连氏，遂家灵武，代为北边豪杰。”虞庆则“本姓鱼”，却将姓氏由“鱼”改为“虞”，情况与虞弘正好相反，也很有意味。太原的唐代龙氏家族墓地出土墓志多方，有的说派枝西域，有的直呼晋阳人，已是“却望并州是故乡”了。

　　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说明，北朝和隋唐时代，中国对外交流无论从规模还是深度上来说都是空前的。大量外国人和器物、文化随着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涌入这个开放、包容的大国并生根发芽，最终汇入中华文明之林。而晋阳作为中古时期中国北方的重要都市，在这一波澜壮阔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融合中，作出了突出贡献。虞弘墓的发现，正是这一辉煌历史的实物写照，弥足珍贵。(完)

　　作者简介：

　　冀美俊，山西平遥人，文博研究馆员，现任山西省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主要分管文物考古与保护、博物馆陈展与馆际交流、学术研究等工作。

　　 多年从事太原历史与文物研究保护工作，出版《宝贤堂法帖研究》专著，发表《漫谈山西碑刻的保护与利用——以太原市双塔博物馆馆藏碑刻为例》《虞弘墓——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例证》《唐故处士乔言墓志小识》等论文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