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1月16日电 题：为什么说中国为世界现代化展现了新路径？

　　作者 戴维来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

　　对任何国家来说，实现现代化是必须面对的。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智识水平不断增进，生产力、社会形态和生活面貌发生巨大改变，现代化的意义空前凸显。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复杂多样，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中国式现代化则探索出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的实现方式各有不同

　　20世纪7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西里尔·布莱克(Cyril Edwin Black)的《现代化的动力》一书率先引发现代化问题的广泛讨论，学术界对于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有着不同的认识。撇开东西方的制度差别，现代化主要有两种实现方式。

　　一种是自下而上的现代化，依靠个人的主动性和市场能量，经济繁荣建立在自由主义市场的基础之上。西方式现代化是这一类的典型。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一些欧洲国家率先取得现代化的成功，尤其是新教国家。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言，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如英国、荷兰)。而在另一些国家，因为迫切需要克服长期的封建分裂(如意大利)和经济落后(如葡萄牙、西班牙)，现代化进程则相对迟缓。

　　直到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导致西欧城市人口的集中，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法律、政治、科学、教育改革，有别于封建君主制等旧传统的西方现代制度逐渐建立起来——资本主义的工业体系、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民族国家、以西欧和北美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波现代化起初是为应对生产人力不足、节省成本等问题，通过改良蒸汽机、发明飞梭纺织机、制造蒸汽火车头以及蒸汽轮船，触发了工业革命。西方的发明先驱们可能并未预见这些技术将改写历史、影响后世。换言之，对西欧、北美来说，现代化并不是事前安排好的、有目标、有步骤的行动，更多是自发产生的。

　　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并非神圣可嘉，而是建立在殖民帝国的征服掠夺基础上。17世纪起，西欧开始跨洋殖民和帝国建设的进程，横征暴敛、黑奴贸易、殖民屠戮成为其在随后几个世纪最显著的特征。通过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西方在财富、资源等物质力量上远远领先于全球。

　　第二种是自上而下的现代化，主要是后发国家通过政府手段，利用市场力量，集中资源投资于建设国民经济，实现国家的根本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这一类的典型。

　　中国式现代化更多是自觉发展起来的，拥有远大理想、长远目标和分阶段的完整科学体系。1840年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清朝的大门，部分中国人开始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人不断尝试，都未能踏上现代化的正确路径。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开启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探索进程。凭借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和智慧，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共领导中国人民实现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和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使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里迅速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靠的不是西方战争、殖民、掠夺的老路，而是一条勤奋、坚韧、吃苦耐劳、共同富裕的新路。中国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现代化，应从工业化开始。全球经验也表明，工业化带动现代化是必由之路。秉持改革动能，中国打开国内市场，大力吸引外资，撬动人力资源，兴办各类型企业特别是工业制造业，积极发展出口贸易，并实施“走出去”战略，积蓄了大量技术创新动能。

　　如今，中国已建成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规模跃居全球首位，有“世界工厂”之称。中国2021年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1.4万亿元人民币(约4.84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近30%，是美国(约2.3万亿美元)的2倍多。

　　不仅如此，中国式现代化还提倡“美美与共”，带动和造福世界其他追求现代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2021年，中国生产了全球近30%的商品，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8.6%，超过G7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的总和。“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经济与亟待改善基础设施、实现经济飞跃的发展中国家紧密结合起来。中国不断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提出全球发展倡议、设立“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

　　现代化背后的价值观各异

　　任何一种现代化模式的背后，都有一套特殊的话语和价值标准。西方现代化之所以推向全球，不仅是因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几乎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更因为它们利用其在国际舞台上主导的话语权，以西方价值标准构建西式现代化的叙事，模糊了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区分。

　　西方价值观崇尚个人主义。在西方政治话语中，个人被认为是理性的，拥有上帝赐予的权利，处于这一价值体系的中心位置。在法国大革命推动下，个人主义与国家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并扩展了民族国家概念。三权分立和选举民主成为西方国家的决定性政治特征。与此同时，个人主义裹挟自由主义和享乐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负面现象，侵蚀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根基。在西方文化倾销下，一些拥有丰富自然和人力资源但却弱小、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组织模式为样板，推动生活方式的西化，但却未能富强起来，最终沦为“没有现代化的西方化”。

　　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并非易事，盲从“先进”、失去独立性，又可能落入各种“发展陷阱”。对中国传统社会而言，集体主义有创造性，个人主义则具破坏性；然而随着近代以来“个人”重要性的提高，中国人越来越重视“集体”和“个人”的协调，追求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

　　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坚持社会平等公正，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倡导先富带动后富，拒绝“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打破现代化的资本逻辑，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消除绝对贫困。其结果是，中国式现代化以平等、公平、正义为鲜明的价值导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石，不断设定战略发展新目标，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致力于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通过立足自身现实，中国式现代化拒绝以西方民主为“标准答案”，非常重视有效治理。例如，官员的选拔与提拔基于其政绩和专业素质，以及在大变局中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能力。

　　今天，许多国家走上现代化和改革的道路，中国的经验备受瞩目。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指出，现代化不是单选题。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现代化的具体形式应与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呈现不同特点。中国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的垄断，探索出一条现代化新路径，为其他国家制定自己的增长和发展计划提供了启示和借鉴，有助于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完)

　　专家简介：

　　戴维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外交学博士。兼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访问学者，新华社《半月谈》特约评论员。主要从事中等强国、中国话语、美国政治思潮等问题研究。出版专著合著5部，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多项，获得省部级科研奖项二等奖1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