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成都10月9日电 题：作家阿来：为什么文学最重要的还是语言？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1982年，诗歌《丰收之夜》在《新草地》第2期发表，这是作家阿来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

　　今年是阿来文学创作第四十年。四十年来，这位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走出的藏族作家笔耕不辍，在《尘埃落定》回顾土司制度的兴衰，《蘑菇圈》反思人类与高原生态的关系，《云中记》书写汶川特大地震的创伤与救赎，其作品被大量译介到西方，并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重量级文学奖项。

　　西方的写作经验对中国当代作家带来什么影响？为什么阿来在北京大学公开表示“那些来自于西班牙语、法语、德语的写作经验，最后都必须以中国的文字来呈现”？近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阿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日常生活中很难见到甲骨文，为什么当代中国还有那么多人愿意学习、了解甲骨文？

　　阿来：如果将文明比作大河，那么研究甲骨文就是在追溯中华文明的源头。人只有创立文字，才能给认识的万物命名，命名以后进行总结、归纳。我们讲认识世界，建立关于这个世界的观念，建立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都是从这里发源的。

　　所以看到大江大河，不光要看到它汇入大海的那一瞬间，应该对更多的源头感兴趣。

　　中新社记者：西方写作经验对中国当代作家带来什么影响？您为何认为文学最重要还是语言，并在北大公开表示“那些来自于西班牙语、法语、德语的写作经验，最后都必须以中国的文字来呈现”？

　　阿来：中国有一段时间，尤其是“文革”前后，人们对世界是封闭的，但在这期间世界不光科学技术在发展，文艺的观念也在发展，小说新的表现方式、新的思想也在产生。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把文化的藩篱拆除。我们这一代人通过阅读世界上的文学作品，接触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新的思想、新的表达方式或是新的艺术流派。这些作品确实带来很多启发，我们是在这种启发、这种冲击下开始写作。

　　但后来，我们迅速认识到，所有东西都要“在地化”，因为讲的是中国故事、中国经验，背后有中国人的情感，这种东西如果完全用一种翻译腔来讲，恐怕就会存在一定问题。就是我们要表达的事物、认知、情感，跟洋腔洋调之间有一个不协调的问题。

　　中国经验、中国故事，最终还是要用中文来讲。过去我们很多时候注意西方的经验，注意世界的经验，但是怎么把它融入我们这种语言当中来，确实中间有一个复杂的转换过程。所以需要在打开眼界以后，面向世界以后，回归本源。对作家或者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讲都是如此，回归本源，要立足在中国文字的基础上。

　　其实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转化”的经验。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有一个大师翻译佛经的时代。大师将古代印度人用梵语讲述的佛经最后完全中国化。靠什么？靠在翻译的过程中，让它最大程度的契合中国的文字和语言，这中间是要下大功夫的。

　　从东汉末年开始，一直到唐朝，中国人用了好几百年时间才完成了这样一个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佛教中国化根本核心就是怎么把那种来自外面的思想，来自异域的世界观，用中国的文字和语言做最恰当的表达。

　　今天我们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怎么用这种语言来吸收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成果，这从科学、政治到文化、艺术都是一个重要课题。文学主要是通过修辞、语言作为最基本工具来进行表达，因此文学家更有责任在这个地方先知先觉，在这个地方率先尝试。这个时候不应该关起门说“西方那个不重要”，而是“怎么把它中国化更重要”。

　　中国化的经验从哪里来？中国有自己的一部文学史，从诗经、楚辞开始，唐诗宋词一路下来，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审美经验，来表达中国人的事物、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观念。这个时候，对本国语言文字的研究，对其表现力的提升，就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东西方文学有何异同？中国文学拥有悠久的历史，但丰富的语言表达主要体现在诗歌和散文里，叙事文学的语言相对比较薄弱。这些差异出现的背后，有什么原因？

　　阿来：东西方文学最大相同之处就是表现人。文学的核心是人，人的意志，人的情感，过去古典文学就讲得很清楚，诗言志，诗言情。诗是和情感发生关系，因为情感的动荡而产生，而不仅是主观的一个观点。哲学家有观点、历史学家有观点，但他们更多是基于理性的表达，但文学是从抒情开始，从情感的动荡开始的。

　　西方的叙事文学比较发达，但相对而言，他们的诗歌就不如中国。而中国语言表达的丰富主要在诗歌和散文里有所体现，所以不少中国小说家读外国文学比较多。

　　我们身处全球化的时代，如果经济全球化是后来才开始的，那么文化的全球化其实从五四运动就已开始。他们有什么长处我们就学他们，所以读外国小说多一点。同样，近代以来，也有很多外国诗人向中国学习诗歌，尤其是唐以来的诗歌。因为文化正是这样一个互相借鉴、交流，然后丰富的过程。

　　中新社记者：您的《尘埃落定》《蘑菇圈》《云中记》等作品都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您在东西方的读者群体有什么相同点，他们对文学作品关注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

　　阿来：诗言情，这个诗并不单指诗歌，从某种程度来说泛指一切文艺类作品。文学作品是靠情感打动人。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看《简·爱》，小说也好电影也好，一开始英国人住的房子和我们不一样，穿的衣服和中国古典服饰也不一样，我们会看到一些文化差异，但这些都不重要，最后使你陷入这个作品中，把你深深吸引的，其实就是他们的爱情。这一点东西方是一样的，爱情的起起落落才是最后真正把人抓住的东西。

　　所以东西方读者对文学的关注还是以情感为第一，当然这并不是说作品里交代的另外一些文化场景和元素不重要。如果说进入文学史的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对人情感的丰富，对人健全思想的构建作用。(完)

　　受访者简介：

　　阿来，藏族。1959年出生于四川省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总编和社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主任。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机村史诗》(六部曲)《格萨尔王》《瞻对》《云中记》，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散文《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等。 2000年，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9年，《机村史诗》六部曲获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2018年，《蘑菇圈》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019年《云中记》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