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11日电 题：白若思：俄罗斯汉学如何促进中俄文化交流？

　　中新社记者 文龙杰

　　俄罗斯汉学在世界汉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与西方汉学、东方汉字文化圈汉学共同构成国际汉学的三大板块。自18世纪始，俄罗斯汉学至今已有近300年历史，在国际汉学界声誉既隆且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引用过俄国汉学家的著作。

　　俄罗斯汉学既促进了中俄文化交往，其本身也是中俄文化交往的重要部分。俄罗斯汉学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了自己的汉学研究志业，并就俄罗斯汉学如何促进俄中文化交流给出观察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是如何与汉学结缘的？或者说，您是如何进入汉学研究，并以汉学为志业的？

　　白若思：我在圣彼得堡出生和长大，圣彼得堡是俄罗斯传统汉学的中心。自18世纪初到十月革命，圣彼得堡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首都，主要研究机构都集中在此，包括俄罗斯科学院、外交部的亚洲部门、高等学校等。我最初接触的是当地博物馆收藏的古代中国文物，例如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各种中国艺术品，此后逐渐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学，如古诗词、话本小说等感兴趣。开始我看的是俄文译文，16岁才开始学汉语。后来，我决定把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作为自己的事业，考上了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的汉语专业。该校是传统汉学的中心，很重视中国历史、文学、古代汉语教学。我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读完本科、硕士、副博士，后来又有机会去美国读博士，所属学科依然是汉语与中国古典文学。

　　中新社记者：你从事的宝卷研究驰名国际汉学界，能否简要介绍下宝卷研究？其对促进东西文化交流有何意义？

　　白若思：宝卷作为中国传统讲唱文学的一种，采用韵散结合形式，主要讲述民间流行传说故事，形成于宋元之际，其有关研究涉及这种文学体裁的不同侧面。一方面，作为文献，宝卷有不同形式的文字版本。宝卷文学最早主要靠抄本传播，后来也出现了大量木刻本和石印本。同时，这些文献在民间主要是作为讲唱文艺的底本。关于这种讲唱，各地说法不同，江苏南部一般叫“宣卷”，甘肃则叫“念卷”。明清时，其盛行于中国很多地方，但目前只有少数地区还保留着宝卷讲唱的习俗。

　　随着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发展，20世纪中期左右，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宝卷文献。而因宝卷与中国民间文化、民俗有密切关系，也引起国外学者的兴趣，到20世纪末已出现较重要的外文研究成果。我刚开始研究时，“宝卷学”在国际上是冷门，但最近不仅在中国，还在几个北美、西欧国家取得蓬勃发展。近年来，西方汉学家做了不少宝卷的英文翻译，宝卷进入国外名校的中国传统文学课堂。通过译文，不会中文的外国读者，也可大概了解中国古代生活和风俗。我认为，其中一些宝卷文本的文学价值相当高，将来会像中国古代诗词、长篇小说、话本小说等一样，成为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

　　中新社记者：俄罗斯汉学研究现状如何？

　　白若思：现在很多俄罗斯和国外学者认为俄罗斯传统汉学正处于衰落状态，但我不能完全同意这个说法。的确现在俄罗斯较少年轻人从事研究古代中国事业，可是我们也要考虑到“传统汉学”观念的问题。首先，“汉学”的定义比较模糊。其到底意味着什么？一方面是指专门研究中国历史、语言、文学等，另一方面也需把相关研究放入更大框架，采用比较研究方法。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研究中国的资料，也要用其他国家资料和相关的理论做比较。因此我不如说“中国文学研究”“中国历史、经济研究”等。当然俄罗斯汉学早已有这种趋向，例如瓦西里耶夫院士(王西里)188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属于世界各国文学史纲要的丛书，把中国文学当作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苏联时期的研究更不用说，具有较大的跨学科性质；但以前俄罗斯汉学学者还是缺乏其他大学科的学术培养。希望以后的情况会改善。另外，我觉得汉学家也得关注当代情况，研究古代时也要考虑到对于当代生活、文化的作用和价值。这样汉学才会赶上时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新社记者：俄罗斯汉学研究在促进中俄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何种作用？

　　白若思：在促进俄中文化交流过程中，俄罗斯汉学作用较大。当然，一开始俄中文化交流主要表现在物质文化交流方面。早期的俄中关系以商队贸易为主，俄罗斯进口很多中国商品，中国也对俄罗斯有毛皮等材料和物品需求。

　　彼得大帝认识到俄中交往重要性，决定发展跟清朝的外交关系。他在北京建立东正教传教团，主要目的是为外交服务而非传教。东正教传教团此后成为俄罗斯汉学的摇篮，彼得大帝有很大贡献。18世纪至19世纪，俄罗斯汉学虽发展较慢，但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例如，翻译了一些中国经典，并介绍给普通俄罗斯读者。苏联时期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包括很多童话、神话、现代小说等，提供了更多有关中国文化和百姓生活的知识，激发了俄罗斯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俄罗斯汉学家的研究著作也在这方面有重要贡献。大部分学者持论公允，熟悉中国情况，在自己的研究和科普文章里较全面地描绘出中国人民劳动、奋斗的历史画面。

　　中新社记者：你的汉语水平很高，是如何“炼成”的？你与世界上的其他汉学家交往频繁，能否谈谈对世界汉学研究的概观？

　　白若思：我大学读的汉语专业，另外2001年至2002年、2008年至2009年曾在北京访学。2006年至2010年，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博士，大开眼界。但说实话，仍很难对西方汉学的当代总体发展作出评价。总的来说，不管在北美还是欧洲国家，都能看到旧传统的衰落，同时也能看到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新的研究方向与研究角度。例如，现在北美有很多学者主要研究中国地方文化、社会特点，使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这种现象也基本符合中国本土历史、文化研究的新趋势，例如，所谓“历史人类学”最近在中国学术界已变得很有名。

　　中新社记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能否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贡献？

　　白若思：大家都知道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发明，如茶叶、丝绸、瓷器等，这些都对世界文明做了很大贡献，但这些主要代表物质文化方面。论及中国文化在精神方面对世界文明最大的贡献，我会选择儒家思想、唐宋诗词和中国传统绘画这三个“关键词”。

　　早在17世纪至18世纪，儒家经典就开始被翻译成西欧的语言，对西欧启蒙时期思想的影响很有名，在俄罗斯也有一定影响，促进了俄罗斯社会、法律、政治等理论的发展。儒家许多道德观念如仁、义、礼、智、信等有普遍价值，也较容易被外国人理解。唐宋诗词也有很多翻译早已引起西方人的注意，帮他们了解中国传统文人的审美观、世界观、生活和娱乐方式等。由于篇幅小，题目具有普遍性，且推广美德、仁爱，唐宋诗词较容易被纳入世界文学遗产。中国绘画和相关的图像也很早被引进欧洲，曾于18世纪初被俄罗斯一家博物馆收藏。中国绘画特别是山水画，风格独特，引发西方艺术家和观众关注，并对欧洲美术发展形成一些影响。因为没有语言障碍，中国美术会更容易被国外观众接受，能向异国普通人直接介绍中国美丽的自然环境与古老风俗，使世界文化变得更丰富多彩，更多元。(完)

　　受访者简介：

　　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1982 年出生于俄罗斯，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副博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博士后，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师从孟列夫(Lev N. Menshikov)、 李 福 清(Boris L. Riftin)、梅维恒(Victor Mair)等著名汉学家。致力于中国宝卷研究，成果丰硕，已出版俄文研究著作《论宝卷在中国文化中的功能：基于 < 目莲三世宝卷 > 的考察》(Dragocennye svitki (Baotsiuan’) v duhovnoi kul’ture Kitaia: na primere Baotsiuan’ o Treh Voplosheniyah Muliania)和英文研究著作《多面目莲：明清时期宝卷》(Many Faces of Mulian: The Precious Scrolls of Late Imperial China)，并在《通报》(T’oung Pao)、《东方档案》(Archiv Orientalni)、《大亚细亚》(Asia Major)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多篇宝卷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