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1992：博弈与共识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卫

　　发于2022.8.29总第105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说实在的，我们这些人当时还是没有应对西方‘舆论战’那种经验，写东西只想着准确。起码我自己当时就没有想到，怎么样把它写得朗朗上口。”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原副主任孙亚夫笑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今年是“九二共识”30周年。1992年，还是海协会副秘书长的孙亚夫全程见证了它的诞生。如今，他还能脱口而出海协会对“九二共识”的概括：两会(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

　　他说，这个概括是非常准确的，对共识的主体、表述方式、意涵都一言以蔽之。但他也坦承，这个句子太长了，连他自己一开始都不容易一口气说下来，也难怪很多老百姓会跟着“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一中各表”等简单易记的话说。但这些概括是不准确的，因为既然都已达成“共识”了，又何来离开共识内涵的“各表”呢？

　　他认为，如果一定要给它一句简短上口的概括，或许可以叫作“各表坚持一中”。他强调，“坚持”两个字不能漏了，因为不管如何“各表”，都不能离开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持。

　　“形势比人强”

　　孙亚夫反问记者，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九二共识”？他说，要理解“九二共识”，就不能不从1990年七八月间的两起惨案说起。

　　1990年7月22日清晨，福建平潭县几位渔民在海滩上发现了搁浅的“闽平渔5540”号渔船。两个船舱盖都被大号铁钉钉死，船舱中共有25具尸体，还有一位奄奄一息的幸存者。他们是被台湾当局遣返的私渡者，闷在窄小密闭船舱中窒息死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8月13日，台湾当局遣返“闽平渔5202号”途中，押送的军舰与渔船相撞，造成21名被遣返人员遇难。

　　不到一个月相继发生两起惨案，台湾岛内舆论大哗。台湾当局只能想办法与大陆有关方面协商解决，地点选在了金门。

　　9月12日，国台办交流局副局长乐美真以中国红十字总会理事身份与台湾红十字会秘书长陈长文签署了合作遣返协议(“金门协议”)，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分别授权民间团体签订的第一份书面协议。

　　乐美真在接受台湾记者采访时称，目前台湾问题是“形势比人强”。

　　的确，在海峡两边，形势发展都很迅速。

　　从10月7日开始，在一个多月里，台湾相继成立了三个与大陆事务相关的新机构：“总统府国家统一委员会”(简称“国统会”)、“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简称“陆委会”)和以民间团体形式出现的“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构成了由决策到执行的“一条鞭”体系。

　　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对台工作会议，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全国性对台工作会议，江泽民、李鹏、杨尚昆等出席。

　　邓小平曾说，蒋经国一死，关键问题就会出来，要在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台湾的地位就稳定了。时任国台办副主任唐树备回忆，这次会议贯彻了邓小平对台工作的新判断、新对策，实际上调整了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规划和部署。

　　这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合并，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中央对台办改名“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 由王兆国担任主任。

　　台办很重视台湾海基会的成立。虽然此前两岸有1986年的“两航谈判”、1990年的“金门谈判”，但毕竟是因处理突发事件而起，现在台湾当局专门成立唯一受权与大陆交往、商谈的海基会，这还是第一次，意味着两岸商谈之门即将开启。为了与海基会打交道，台办新设了综合局，由邹哲开任局长，归唐树备领导。

　　原来在中央对台办二组工作的孙亚夫，在这时被调入综合局，担任处长。他回忆，那时综合局人很少，就五六个人，实际上并没有分处。

　　孙亚夫说，当时唐树备考虑，为避免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问题，也为双方的交往、商谈提供一个规范，要搞一个东西，让他与李亚飞共同起草，这份文件后来定名为《处理海峡两岸交往中具体问题应遵循的五项原则》。

　　1991年4月，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陈长文率大陆访问团“拜码头”来了。

　　4月29日，唐树备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陈长文一行，在交谈中提出了这五项原则，后来台湾媒体称之为“唐五条”。“唐五条”包括尽早实现三通、尽早促成有关方面直接商谈等，其中核心的一条是“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陈长文听后有些错愕，他说，海基会是来谈事务性问题的，没有被授权谈政治性问题。

　　对于陈长文的反应，孙亚夫也感到意外。他以前所接受的教育一直说国民党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海基会的人连背包上都印着“中国的、善意的、服务的”9个字，为什么却不愿意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当年11月，陈长文第二次率海基会来京，就海峡两岸共同防止和打击犯罪进行程序性商谈。

　　在唐树备的坚持下，双方讨论了在事务性商谈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陈长文同意写上“一个中国原则”，但坚持要求加上“对等互惠”的字句，以体现“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涵义。达成共识的努力，又功亏一篑。

　　1991年是海峡突发事件高峰期，涉及两岸的走私、抢劫和渔事纠纷频发，这些都要求双方加强沟通、商谈。

　　台湾方面一直希望大陆也成立一个与海基会对应的民间团体。陈长文这次来访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吴学谦会见了他，告诉他大陆方面已决定成立海协会。吴学谦说，台湾当局一些领导人一再表示希望我们成立这样一个团体，我们尊重你们的意见成立了，但是我们仍然坚持一贯主张，就是国共两党尽早接触，商谈祖国统一问题。

　　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成立。为此，台办内新成立了协调局，专门负责海协会工作。

　　协调局人很少，与综合局合署办公，局长由邹哲开兼任，孙亚夫由综合局调入协调局，兼任海协会协调部主任。

　　台湾方面迅速回应。海协会成立当天，“陆委会”副主委兼新闻发言人马英九表态说，海协会成立是相当务实之举，未来两岸应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把能解决的问题先解决掉。他同时表示，海基会没有海协会“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这项直接任务，没有处理政策性问题的权限。

　　“他们承认要坚持‘一个中国’了！”

　　台湾希望优先解决的急务有两项，一是两岸公证书的查证和使用，二是挂号函件的查询和补偿。

　　1992年3月下旬，台湾海基会法律服务处处长许惠祐来京，与海协会进行工作会谈。海协会参加的是研究部主任李亚飞和咨询部副主任周宁。

　　双方存在着一些技术性分歧，如相互提供公证书副本的种类、收费等问题，但真正的症结还是在于如何对待“一个中国”原则。海基会坚持实行“文书验证”，实际上是援引国与国之间的做法；还坚持邮件应在海基会和海协会之间处理，而不是两岸邮政部门直接处理，因为“情势还不到直接通邮的阶段”。

　　因此，海协会要求在协议中明确一个中国原则，或者注明是“中国内部事务”。许惠祐则说，他没有被授权讨论这个问题，一个中国原则与所谈的技术性事务无关。

　　双方谈了3天，陷入僵局。海基会称海协会“附加政治性议题”，单方面终止了原定由两会负责人出面主谈的第二阶段商谈。

　　3月30日，唐树备会见两岸记者，详细阐述了为什么在双方的事务性商谈中必须遵循一个中国原则的理由。

　　之后，海协会把唐树备的谈话归纳成三句话。第一句是，海峡两岸交往中的具体问题是中国的事务，应本着一个中国原则协商解决；第二句是，在事务性商谈中可以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第三句是，表述方式可以充分讨论，并愿听取台湾各界意见。

　　“当时，国共两党都持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但对一个中国的涵义看法不同，这是台湾当局不愿与大陆方面一起表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态度的深层次原因，能否处理好这个问题成了两会能否达成共识的关键。当时领导同志想了个办法，就是我不跟你讨论‘一个中国’的具体涵义。当然，不讨论不等于以后都不碰，政治谈判的时候当然就得碰，但事务性商谈时可以不讨论。这三句话中包含了海协会的新思路，实际上解决了达成‘九二共识’的指导思想问题。”孙亚夫说。

　　由于海协会的坚持，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台湾老兵办理来大陆探亲、两岸同胞通婚、领养子女、财产继承等都受到影响，引起了老兵的不满。这种情况下，李登辉让“国统会”研究后提出建议。

　　5月，“国统会”开会讨论，多数意见认为目前不宜将一个中国原则纳入两岸事务性协议中。但是台湾正在制定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却在岛内引发了一场关于“一个中国”的大讨论。

　　《中国时报》社论称：“在两岸进一步交往中，如何界定‘一个中国’的内涵，已是不可回避的问题。”《联合报》社论指出，若是因为中共提“一个中国”便回避之，忌讳之，就会“丧失与中共争取一个中国主导者的地位”。著名政治学者魏镛说，如果认为接受“一个中国”便会让人误会我们已经接受“一国两制”，或者将使国际人士误以为我们已经接受中共代表中国，“这种论点未免太心虚，太低估了本身在国际社会中说明及澄清我方立场的能力”。

　　“国统会”再度开会研究，8月1日通过了《关于“一个中国”涵义》的决议。

　　决议共三点，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点：“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中共当局认为‘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其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我方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

　　“‘8.1决议’发表以后，说实在的一开始我还挺有意见，我说怎么讲一个中国尽讲‘中华民国’，这哪行啊？”孙亚夫回忆。

　　海协会的顾问们被请来商议。孙亚夫在大门口将他们迎到会议室，他记得，台盟中央主席蔡子民见到唐树备第一句话就是：“树备啊！好啊！他们承认坚持‘一个中国’了！”

　　孙亚夫感叹，这是一种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判断力，自己比起老同志真是有很大距离。“我们后来也学会了，抓住你一个东西，我就‘扭’住你。”他笑着说。

　　“当时台湾当局是承认一个中国的，这是从老蒋、小蒋传下来的传统，但是在台湾1971年被逐出联合国以后，再讲‘一中’他们就觉得非常别扭，因为国际社会都承认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他们慢慢就少讲了，特别是不愿意跟我们一起讲。”他解释说。

　　为了回应“8·1决议”，8月27日，海协会负责人发表谈话。

　　谈话首先肯定，决议明确“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对海峡两岸商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表明在事务性商谈中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海峡两岸的共识；同时也不失分寸地指出，“当然，我会不同意台湾有关方面对‘一个中国’涵义的理解”；并建议双方在这一共识基础上迅速恢复并推进事务性商谈。

　　“立此存照”

　　10月28日，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在香港重开工作性商谈，分别由周宁和许惠祐主谈。

　　台湾“国政基金会国家安全组”撰写的文章《何谓“九二共识”》披露，台湾方面认识到，如果不就一个中国原则加以处理，就无法突破僵局，也就无法解决两岸间亟待解决的问题。反复研究之后，他们针对之前海协会的方案提出了五种对案，授权海基会在会谈中酌情提出。

　　这五案中包含着两岸尚存政治分歧的内容，都没有被海协会接受。如第一案“双方本着‘一个中国，两个政治实体’的原则”，“两个政治实体”的表述是大陆方面无法接受的。再如第二案“双方本着‘谋求一个民主、自由、均富、统一的中国，两岸事务本是中国人的事务’的原则”，“民主、自由、均富、统一的中国”实际上是针对“一国两制”提出的，而“中国人的事务”则是以模糊的用词来回避表述“中国的事务”。

　　原定两天的时间已过，眼看又要谈崩。在海基会的要求下，海协会同意延长半天。10月30日下午，双方继续商谈。

　　许惠祐又提出了三种口头表述方案。这是海基会根据与大陆方面打交道的经验和体会，对前五案加以修正而成的，并获得了“陆委会”的同意。这三案由许惠祐口述，周宁记，记不下来时，他索性把对方的本子拿过来抄。记录完后，双方又进行了核对。许惠祐还建议，在两会彼此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

　　许惠祐口述的第三案(总第八案)为：

　　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唯鉴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加以妥善解决。

　　香港商谈结束后，海协会内部评估认为，海基会这一案表明了谋求国家统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虽然提出对一个中国涵义“认知各有不同”，但没有具体述及“一个中国”涵义，因此可以采取搁置争议的办法处理。

　　但是，许惠祐提出“各自口头表述”的建议算不算数呢？考虑到此，唐树备让当时已担任海协会副秘书长的孙亚夫给接替陈长文担任海基会秘书长的陈荣杰打一个电话。

　　11月3日上午，孙亚夫致电陈荣杰，按照事前经报批的电话口径表示：海协会充分尊重并接受海基会以口头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的建议，口头声明的具体内容另行协商。

　　陈荣杰接电话后，海基会于当天发布了新闻稿，并在深夜将新闻稿传真给了海协会。新闻稿说，主管机关同意该会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一个中国”原则的意见，至于口头声明的具体内容，将根据“国统纲领”和“8·1决议”加以表达。

　　唐树备考虑，不能让对方以新闻稿代替第八案，为防“翻脸不认账”，有必要将对方的方案和海协会的对案都公之于众，“立此存照”。

　　海基会第八案与海协会原本提出的第四案“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对两岸公证文书使用(或其他商谈事务)加以妥善解决”相近，因此海协会决定在第四案的基础上加进与“认知各有不同”相对应的话，修改为：

　　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本此精神，对两岸公证书使用(或其他商谈事务)加以妥善解决。

　　11月16日，海协会致函海基会，将海协会的上述口头表述要点通知对方，并将海基会的口头表述记录作为附件附于其后。该函当天由媒体向外发布。

　　台湾“陆委会”次日下午召集会议，重点研究了海协会来函的“背后动机”，最后决定暂不复函，而是由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庆平召开记者会回应。李庆平代表“陆委会”和海基会发表谈话，对海协会来函表示了欢迎。

　　12月3日，海基会正式复函海协会，未对海协会11月16日函告的口头表述要点提出异议。

　　此后，当事双方都认为达成了共识。这为两会商谈奠定了政治基础，也促成了著名的“汪辜会谈”1993年4月在新加坡成功举行。会谈签署了包括《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和《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在内的4项协议，并建立起两岸协商制度。

　　“两岸关系总开关”

　　不言而喻，“九二共识”诞生之后并非一片坦途，甚至这个术语的产生本身都说明了它遇到的困境。

　　2000年，陈水扁就职的“5·20”到来之前，两岸关系笼罩在一片低气压中。时任台湾“陆委会”主委苏起认为，问题症结还是出在“一个中国”问题上。

　　他回忆，自尼克松以降的几任美国政府都一贯使用“一个中国”一词，顶多加上前后缀称为“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有友好人士劝台北不要去挑战“一个中国”，因为它就像“一个上帝”(one God)一样。苏起知道，民进党上台后两岸在这个核心问题上的差距必然更大，但他觉得，从1992年及其后几年的经验来看，找到各方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还是可能的。

　　经过几天思考，他在淡江大学4月28日举办的一场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了一个新名词：“1992共识”或“九二共识”，英文叫1992 consensus。他认为，这个名词指涉的是两岸缓和经验，基调是温和的、善意的，同时也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只要说“回到九二共识”，大家都可以过得去。

　　他认为，“九二共识”所针对的议题正是两岸之间最核心、最关键也最棘手的问题，用通俗语言说，就是定位问题，包括自我定位和相互定位。正因如此，这项妥协才难能可贵，对于创造及维护台海情势稳定深具贡献。

　　他还说，“九二共识”这种形式从国际法来看位阶虽然低于条约或协议，但不可否认函电往来仍是换文(exchange of notes or letters)的一种，国际间经常使用。所以论者可以批评它没有单一文件，但不能批评它没有文件，或没有共识。

　　也就是在苏起提出“九二共识”的这个月，大陆的民进党研究专家徐博东正在台湾参访。他在与民进党一些人士交流时说，陈水扁在选前高喊“台独”口号，要让他马上改口接受“一中原则”确有很大难度，但如果他能提出“愿意按照‘国统纲领’的精神和在两会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与大陆恢复协商谈判”，以自己的判断，北京虽不满意但勉强可以接受，会进入“观其行”阶段。

　　徐博东不知道苏起是否获知了自己的观点并受到一些启发，但他觉得这至少也可算一种“不谋而合”的两岸共识吧。

　　在台湾政治大学教授赵建民看来，“九二共识”的微妙，就在于将高度争议的政治内涵改用中性的语言表述，这四个字是两岸几十年政治纷扰中少有的交集，得之不易。

　　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重回“九二共识”轨道。2012年，马英九连选连任。这一年也是“九二共识”20周年，马英九在出席海基会主办的学术研讨会时回忆：“海协会除以72字说明其口头表述内容外，亦将我方去信的83字附于来函当中，由此可证，九二共识绝非口头或凭空而来，而系白纸黑字的函电往来。”

　　他说，“九二共识”不应是政治符号，而是一个历史事实，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同时也顾及双方对等、尊严之往来原则，希望各界了解它是两岸关系的基础，也是确保两岸和平发展的关键。

　　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夕，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称，不能只看到ECFA等经贸利益，还要看到“九二共识”所创造的两岸和平红利及友善环境对整体政经情势所发挥的综合效益。如果将两岸关系比作一座华丽大厅堂，那“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关系总开关”。当这个开关拨到on后，一盏接一盏的华灯相继点亮；否定“九二共识”，无异于把总开关拨到off，还想让华灯继续熠熠发光。

　　如今，两岸之间浮云遮望眼。或许，只有重新拨on这个开关，才能如台湾政治学者张麟徵所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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