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昆明8月11日电 题：“人象冲突”的世界性难题怎么破？

　　中新社记者 胡远航 韩帅南

　　近年来，由于栖息地退化，越来越多野生象走出森林，进入人类活动区域，人象活动空间愈加重叠，“人象冲突”愈演愈烈。这不仅是众多野生象分布国面临的一项挑战，也是国际社会共同经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冲突的缩影。为破解这一难题，在8月12日世界大象日来临之际，中新社“东西问”专栏邀请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和国际知名大象专家、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大型兽类多样性与保护研究组研究员Ahimsa Campos-Arceiz进行对话。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去年，云南10余头野象安全北上南归牵动世界的目光，也让更多人关注到“人象冲突”的问题。“人象冲突”发生的原因何在？造成怎样的影响？

　　陈飞：“人象冲突”(Human-Elephant Conflict)指人类和大象之间的冲突。很多“人象冲突”是栖息地减少和破碎化的结果。无论是亚洲象还是非洲象，全世界有大象分布的地区都普遍存在“人象冲突”，带来的结果也非常惨重。过去100年中，因为栖息地丧失、象牙偷猎和“人象冲突”，非洲象种群从300万至500万下降到47万至69万，亚洲象种群从10万下降到4万至5万之间，大象数量不断减少。人类同样也面临着严重威胁和损失，在印度和斯里兰卡，每年有超过100人因大象肇事而伤亡，肯尼亚过去7年间有超过200人因非洲象肇事而死亡；同时居民还遭受大量财产损失，一些小农户可能会因大象一时的掠夺农作物而失去一年生计，较大的农场每年都遭受巨大损失。

　　Ahimsa Campos-Arceiz：事实上，只要人与象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分享同一片土地，无论当地的气候、环境、人文如何，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人象冲突”。“人象冲突”的本质就是人象在互相争夺资源。这种冲突自古以来就有，但随着人类将自然中越来越多的资源占为己用，人为因素占据上风。自然生境的丧失，使大象与人的冲突越来越直接。

　　中新社记者：目前，野生象分布国采取了哪些措施应对“人象冲突”，效果如何？

　　陈飞：近年来，人类保护亚洲象的意识逐渐加强，亚洲象开始不再畏惧人类，越来越频繁地走出保护区采食农作物，加之亚洲象数量增加，矛盾更加突出。在国外，人们主要用蜜蜂、辣椒和烟草等生物、物理或化学威慑剂进行驱赶，使大象远离农田和人类居住区，但很多时候激烈且对抗性的措施反而加剧了大象的攻击性。此外，还有的国家通过改变耕作方式，即种植大象不喜欢的作物进行防御。同时，对问题象进行管理防控也是重要手段：如马来西亚每年会转移部分肇事严重的大象至其他森林区域；肯尼亚的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部门为保护当地居民和经济作物，每年会射杀50至120头问题象。而尼泊尔、印度尼西亚等国，则通过建设重要迁移廊道等方法减少人与大象接触的机会。但总体来说，迄今为止全世界都没有更好的办法完全避免“人象冲突”。

　　Ahimsa Campos-Arceiz：受地域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野生象的行为会产生差异，这让人象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例如，中国是“人多象少”的情况，大象在中国的栖息地比较碎片化，其栖息地周边多为人类使用的土地，比较容易与人遭遇。马来西亚是“人少象多”，当地有大片土地被用以种植棕榈，大象的活动会对棕榈造成一定破坏，但遭遇人的几率要小很多。斯里兰卡则是“人多象多”，“人象冲突”发生的几率也相对较高。尽管当地人非常喜爱亚洲象，但当“人象冲突”加剧时，部分民众不得不通过猎杀亚洲象的方式缓解冲突。所以在讨论“人象冲突”的真相时，要考虑人的因素、亚洲象的因素以及环境的因素。

　　目前，从全球来看，有的地区采取激进的方式，用射杀来处理“人象冲突”；有的地区则不这么激进，会采取一些方式惊吓亚洲象让它们离开，但亚洲象在觉察到人类不会对它造成实际威胁后又会去而复返；有的地区会采取将亚洲象从冲突地转移到其他地区，但通常情况下亚洲象还是会返回原本的家域；还有一些地区发明了电子围栏并广泛使用，取得了较好效果。总体而言，我们没有办法根除“人象冲突”，只能是减少冲突，将它降低到一个能接受的程度。

　　中新社记者：此前，牵动全世界目光的云南北上象群在共同努力下已安全南归。从这一案例中可以吸取哪些经验？

　　陈飞：通过云南象群北上南归的成功案例，我们发现增加对大象的容忍度，同时采取一些柔性干预措施如食物引诱、脉冲电围栏等，是减缓“人象冲突”的有效方法。但这无疑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且不是长久之计。缓解“人象冲突”最根本的办法，还是为大象创建更加适宜的栖息地，除了面积、森林质量等必要条件，还需要考虑大象的巨大食物量需求和种群活动范围，开展相关栖息地改造、建设工作，建设生态廊道进行栖息地连通等。目前，中国正在探索通过建设国家公园，进一步恢复亚洲象栖息地。

　　Ahimsa Campos-Arceiz：处理“人象冲突”并不是一个宽泛的问题，而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在云南象群北上南归的过程中，至少收获三点有益经验。第一是民众对大象的态度对缓解“人象冲突”至关重要。在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以非常积极的态度保护亚洲象，这是这次突发危机得以解决的基础。第二点是要以更加动态的眼光来看待大象的保护问题。亚洲象的数量是动态的，如果种群数量增长，它们不会只待在保护区，也会出走。第三是象群的大范围迁移、逼近城区，会带来一系列民生问题，云南在肇事补偿、提前预警、多部门合作等方面都实现了很好的探索。这些经验都有助于今后处理“人象冲突”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与国际现有的国家公园相比，中国此次规划的亚洲象国家公园将实现哪些突破？能否为破解“人象冲突”带来根本性的改变？

　　陈飞：与国际现有的国家公园相比，中国国家公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首先，更加注重保护。中国将国家公园定位为自然保护地的最重要类型，实行最严格、最科学、最规范的保护管理，更加注重保护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其次，更加强调体系建设。中国政府具有行政调控能力强、统一行使集体意志的执政优势，能够站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从整体上开展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构建有效与长效机制。

　　再者，更加强调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相结合。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在建立国家公园时，都有大片的荒野和无人区，国家公园内人口很少，社区矛盾并不突出。中国人口众多，国家公园内的原住居民一部分以行政村的形式聚集，更多的则是不规则分布在国家公园内的自然村落，还有一些游牧民的“冬窝子”或夏季牧场的临时帐篷，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针对这一特点，中国在国家公园的建设与保护过程中更加注重社区和民生建设，科学规划、合理分区，实行差别化的政策和管理措施，把社区居民视为共建伙伴，从而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的双赢目标。

　　正在规划建设的亚洲象国家公园除了具有这些特点外，还针对亚洲象的保护实现一些创新，如保留了亚洲象集中分布的部分农地，建立相应的种植补偿机制，用于补充亚洲象的食物来源，吸引象群返回森林、稳定栖息，缓解“人象冲突”，实现人象和谐共处。

　　当前，大象进入人类地界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这使传统意义上的动物管控手段面临挑战。如何解决“人象冲突”，不只关乎人和动物的和谐相处，也考验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可喜的是，现在的处理方式正逐渐由堵变疏，由单一到多元，由短期考量到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既适合人类发展，也适合野生动物发展。相信更具综合保护理念的亚洲象国家公园的建设，将为缓解区域内的“人象冲突”带来根本性的改变。

　　Ahimsa Campos-Arceiz：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的目的，一是为了保护热带雨林，二是为了保护亚洲象。与传统的自然保护区相比，亚洲象国家公园会涉及很多与人相关的要素，会对更多资源进行整合，管理也会更加系统。美国开创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但其大部分面积是无人区，人类在公园中的活动是非常少的。中国建立的亚洲象国家公园将开创一个全新模式，为更好解决“人象冲突”乃至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积累更多经验。(完)

　　受访者简介：

　　陈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亚洲象及其栖息地、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研究。

　　Ahimsa Campos-Arceiz，中文名康牧飒，西班牙籍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历任IUCN亚洲象专家组能力建设工作组的联合主席、热带生物学与保护协会主席、保护生物学学会亚洲分会主席等，主要从事亚洲大型动物的生态与保护、种子散布、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突、多学科交叉保护科学以及保护能力建设等方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