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4日电 题：理解与互鉴：中亚与中国文明如何交流？

　　作者 袁剑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构成了我们认识自身历史地位与未来角色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广阔边疆所交接的周边地带，以及这一周边地带上的诸多国家与地区，则很大程度影响了我们理解周边与域外，尤其是全球治理中的边缘地带的重要思想史基础。

　　在地理上，人们一般认为的中亚位于亚欧大陆中部内陆地区，东部与中国新疆毗连，南部与伊朗、阿富汗接壤，北部与俄罗斯相接，西部与里海相邻，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5个国家。1991年底苏联解体和中亚五国的独立，是近代以来中国西北周边方向最大的地缘政治变迁。今年是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30周年，在新的时代端口，需要在更深的意义上理解中亚和这一区域的诸多国家，进而深化中国与中亚的文明互鉴与融通。

　　遥望中亚：对外认知的一个范式性开始

　　“从地图上看来，这一大片地方很像是‘自然’有意在地球上形成大文明的几处地域之间，造了这样一座障壁，隔断了他们在文化方面彼此的交流……”著名探险家斯坦因曾经这样记述中亚的地理与文化特征。确实，作为离海洋最遥远的一块区域，中亚在历史上往往成为周围各大力量的缓冲地带。与此同时，这种缓冲地带的角色又构成了某种“连接”意义，正如著名的中亚史学者羽田亨所言：“亚洲各个互相远隔的强大国家，也是由这些地方而得到联络，相互之间，造出不可分离的关系。”

　　公元前139年，张骞受汉武帝之命凿通西域，前后历时十余年，这在漫长历史中或许只是一瞬，却标志着中国对外认知的一个范式性开始。它所呈现的是一种中国历史上地缘势力两极关系中的第三方力量及其争取策略，这种基于古典经验和历史实践的范式绵延既久，影响深远，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对欧亚内部力量关系结构的理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使我们重构对于欧亚“世界岛”的认识，与此同时，这种结构关系的形成，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对自身西北边疆安全重要性的历史认知。在这当中，敦煌的故事与传奇，连接了欧亚的几大文明，为古代中国与中亚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相互理解与认知图景。

　　当然，中国认识和理解中亚的过程，同样也是对这一区域内部特征与文明变迁加以深刻体验的过程。在历史上，中亚经历过多次民族迁徙和宗教变迁，其文明样态显示出阶段性与多样化的热点。进入近代，随着西方势力的侵入，尤其是英俄大博弈的展开，这一区域也逐渐被纳入殖民秩序网络中，中国古代与当地密切交往的历史被日渐遮蔽和遗忘，直到20世纪这种殖民秩序网络被打破，方才有所改观。

　　区域中的新定位：中亚的独特性

　　在全球史研究中，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 theory)曾经从中心-边缘关系的角度对包括东亚、拉美等区域在整个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和角色进行过系统梳理和分析，并揭示了东亚如何在近代逐渐成为整个世界分工体系的附属部分，在政治权力结构上成为西方力量的边缘角色；此外，对拉美的讨论也具有类似的意义。而对于中亚，它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相关位置和角色问题似缺乏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实际上，如果将世界体系从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往前推的话，可以发现，途经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在某种程度上沟通了欧亚大陆东西方的交流，并成为古代世界体系的重要维系纽带。到了蒙古大征服的时代，则在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以广义上的中亚为核心的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这种荣光一直延续到17世纪。此后，随着西方海上贸易和海上军事力量的拓展，占据欧亚世界体系中心位置的中亚失去了它曾经的地位。

　　著名的世界体系论者、思想家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曾通过《白银资本》一书凸显了东亚，尤其是中国在近代转型中的重要性，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中亚的连接性地位也进行过精辟分析，提出了中亚在世界体系中的“中央性”(Centrality)问题。他指出，对任何试图对世界体系史进行体系性分析的人来说，中亚也具有中心地位。中亚之所以是一个黑洞，就在于它必须引起世界体系史研究的关注甚至热情。但是，中亚可能仍然是世界及其历史当中最重要而又最被忽视的部分。这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历史绝大部分是由那些有自身目的，尤其是将其胜利合法化的胜利者所书写的。而中亚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些胜利者的家园，对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他们要么记述一些历史，要么留下一部分历史遗迹。自15世纪以来，中亚民众在两方面几乎都成为失败者。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输给了别人，而他们所在的中亚故土也不再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此外，这些损失迅速在彼此间关联起来：富有吸引力的世界历史中心转移到了外围、海洋和西方。

　　长期以来，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不仅已经标记并扭曲/形塑了关于“西方”的历史书写，而且也标记并扭曲/形塑了对于“东方”和“南方”的历史书写，其中就包括对中亚历史的记述。如今，情况正在改变，中亚正在被外部世界发现。人们需要在世界区域中重新确立中亚的位置，去理解它曾经有过的“中央性”。

　　“一带一路”倡议：新的历史互动

　　历史总在为现实提供智慧。“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践，当然带有历史上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迹，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与新时代的展开，欧亚大陆内部的互联互通，正经由中亚这一区域的枢纽角色，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在过去，中国曾有过自己的天下秩序与实践逻辑。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使得大量贵重商品在中国、中亚和地中海诸国之间流通，将商人、行会和国家事实上卷入了这种绵延历久的贸易活动中，后续发展中不仅局限于商品的交换，而且还进一步促进了人员、文艺作品、思想和观念的交流，最终形成了整个欧亚大陆关于丝绸之路的共同记忆。

　　21世纪的“一带一路”倡议，既有这种基于共同记忆的历史共识，同时也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呈现出新的互动意义。在与中亚各国的现实交往中，“一带一路”倡议秉持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的理念，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点带面，从线到片，以路、带、廊、桥为纽带，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格局。在观念层面，兼顾中亚各国的平等与安全需求，在文化层面，充分考虑到中亚内在的文明特质，形成了一种兼顾历史交往与现实合作的新关系格局，它不仅接续历史，更面向未来。

　　数千年来，中亚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交织，构成了中亚与中国彼此间互鉴融通的深刻思想关联。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每个人，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主动参与这种互鉴融通的关联之旅，正如无数的人们支撑起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一样，人们也能在对中亚的新认识中去深化“一带一路”的区域实践，它将始终是一个进行时。(完)

　　作者简介：

　　袁剑，1981年生，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边疆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边疆民族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特聘专家。主要从事边疆民族与中亚问题研究。已出版学术专著《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等2部、译著《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等9部，主编《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民大名家边疆研究文存”系列、拉铁摩尔著作集等多种，主持多项国家级与省部级课题，发表数十篇核心期刊及外文论文，其中十余篇被《新华书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