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2日电 题：格拉斯哥文物归还行动：博物馆真能“去殖民化”吗？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李静

　　今年4月，格拉斯哥市宣布将其目前收藏的全部17件贝宁古国青铜器归还尼日利亚，还将归还7件印度文物和25件北美原住民民族拉科塔人的文物。这是苏格兰有史以来最大的文物归还行动。

　　管理格拉斯哥所有艺术机构和博物馆的非营利组织“格拉斯哥生活”(Glasgow Life)发表一份公开声明说：“这是返还文物和去殖民化议题获得更广泛讨论的重要时刻”，也将是格拉斯哥“实现文化正义和博物馆非殖民化”的“开始”。

　　“格拉斯哥生活”博物馆和收藏部负责人邓肯·多南告诉记者，“被掳掠或走私出来的文物，尽管其当前博物馆属于有效持有，但如果它们真正的主人希望返还，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拥有它们。”

　　“这是一个开始”

　　格拉斯哥博物馆的17件贝宁古国藏品均是获赠或从拍卖行获得，但无疑是英国军队入侵贝宁皇家宫廷时所获。近年，伴随着非洲政府和各类运动组织要求欧美归还文物的声浪高涨，法国和德国于2021年先后宣布向尼日利亚、贝宁共和国等国归还部分殖民时期掠夺的文物。

　　从2021年11月开始，管理格拉斯哥博物馆的“格拉斯哥生活”主动与尼日利亚国家博物馆和纪念碑委员会联系和对话。2022年1月，格拉斯哥收到对方的正式官方请求函——将贝宁古国的收藏归还尼日利亚。

　　今年1月，印度驻伦敦高级专员公署代表印度政府和印度考古服务处也向格拉斯哥提出了归还数件印度寺庙和神殿于19世纪“被盗”文物的要求。

　　25件北美原住民拉科塔人文物的归还要求来自拉科塔人的后代。在1890年南达科他州的“伤膝河大屠杀”中，将近300名拉科塔人被美军杀害，从死者身上拿走的物品被美军翻译卖给了格拉斯哥。

　　一共三桩文物归还请求，格拉斯哥市议会“跨党派的掠夺与归还工作组”(cross-party Working Group for Repatriation and Spoliation)在3月1日的会议上提出了归还议案，4月7日，议会投票通过。“格拉斯哥生活”主席大卫·麦克唐纳在推特上写道：“这是一个开始，但我们还有更多事情要做。我希望这能鼓励更多的博物馆采取行动。”

　　英国《艺术新闻报》评论说，格拉斯哥此举无疑使英国其他博物馆面临压力，似乎要求他们归还其他藏品。例如被英国著名法学家、人权律师杰弗里·罗伯逊指控为“最大的赃物接收者”的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也是收藏中国被盗文物最多的博物馆，目前收藏的中国文物多达2万3千多件。

　　去年，在法、德等国和英国部分机构积极响应文物回归请求时，大英博物馆在给CNN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它已经“理解并认识到归还文物问题的重要性”，并继续致力于“尽可能广泛地分享藏品”。

　　“我们并不是中立的”

　　格拉斯哥大学的一众学者多年来对帝国时代殖民主义的反思以及与众多博物馆的合作，为格拉斯哥返还文物的积极行动提供了学术和伦理上的有力支持。

　　该校博物馆专业已开设了“归还与遣返伦理”和“博物馆的权力与政治”等必修课。该校博物馆研究学教授莎拉·库克对记者介绍，课程从“去殖民化”的角度审视大学及博物馆的藏品和物品，也研究博物馆和其他文化遗产机构与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牵连以及后续影响，旨在为博物馆界广泛探讨问题和重建知识体系作出贡献，推动博物馆去殖民化。

　　在邓肯·多南看来，这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欧洲整个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几十年前就有博物馆馆长提出将文物返还给所属国，但几乎没有得到多少支持，大约在过去的两年，公众舆论发生转变，转向了一种后殖民负罪感。”邓肯对记者说。而整个社会的支持必不可少，因为“这些藏品归格拉斯哥人民所有”，博物馆无权单方面做决定。

　　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当选后不久即表示将调研归还非洲文物事宜，并于公开演讲中呼吁“为非洲遗产暂时或永久归还非洲创造条件”。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霍政欣专注于国际私法、比较法学及文化财产法的研究，一直致力于研究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问题。他对记者说，马克龙当时的表态有多方面的考量，但无论如何，他的表态在欧美带动起一波显著的文物归还现象。

　　在西方博物馆界，也曾广泛流传一种所谓的“救援叙事”，认为如果他们没有把这些文物带到欧洲，这些文化遗产将不复存在。例如，大英博物馆馆长哈特维格·费舍尔就曾对BBC说，“对于这些掠夺来的文物来说，英国的博物馆是最好的归宿……”

　　对于这种看法，格拉斯哥大学博物馆系2021年策划了一个名为“不适”的展览。在策展说明中，学者们如此陈述自己的观点：只要博物馆还收藏着从种族奴役、暴力行为、强迫迁移和有系统地压迫土著人民等做法中受益的捐赠者而来的藏品，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就永世存在。大英帝国曾利用这些意识形态为奴役和殖民世界各地人民和土地的行为辩护。博物馆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它们仍然是庆祝和纪念殖民制度的空间。我们现在才认识到，我们并不是中立的，我们仍在与延续过去几个世纪的殖民意识形态串通一谋。

　　“每一件文物的返还都不容易”

　　这股西方的博物馆去殖民化反思思潮，某种程度上促使一些流落在外的中国文物得已“回家”。2019年，意大利返还中国796件套文物，它们的历史远抵新石器时代，近至明清民国，是近20年最大规模的中国流失文物回归。2020年10月，流失英国25年的68件中国文物回归。2020年年底，在海外流失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佛首回到中国。

　　但与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数量相比，成功追回的比重仍微乎其微。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47个国家、200多家博物馆的藏品中，有164万余件中国文物，尚不包括海外私人收藏。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

　　邓肯·多南承认，时至今日，追索流失文物仍然是一件艰难、复杂、耗费大量资源的事情，不但需要文化意识，还需要高超的外交手腕。

　　霍政欣告诉记者，作为世界上文物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目前中国不支持通过参加商业拍卖的方式回购流失文物。对非法流失文物进行追索，是最合理的方式，但存在法理上的困难。

　　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这是目前世界各国文物追索返还领域最重要的国际条约。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于1995年又制定了《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这两份国际公约对文物非法出口起到了约束作用，并对返还流失文物作出规定。

　　以著名的章公祖师肉身坐佛追索案为例，现有证据表明该佛像于1995年自香港入境荷兰，而荷兰2009年才批准“1970年公约”，依据国际法“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不溯及既往”的规定，该公约不适用于1995年入境荷兰的文物。

　　“这次格拉斯哥返还非洲、印度等国文物，更多是一种自愿行为。”霍政欣说，“这些国家也很难通过法律途径把文物追索回来。”

　　法理上的困难也包括各国国内法制度规则中的障碍。例如2014年，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同意将法国吉美博物馆所藏的甘肃大堡子山流失金饰片归还中国，但受限于法国《遗产法典》，最终由吉美博物馆把金饰片退还给两位原捐赠人，让他们与法国政府解除捐赠协议，使文物退出法国国家馆藏，再由二人以个人名义将文物返还给中国政府。

　　无论现行国际法还是各国国内法的制度规则，都存在诸多障碍，这是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最大困难。2019年、2020年，中国从英国追回68件文物和从意大利追回796件套文物，分别花了25年和12年。2020年12月，已流失整整160年的马首铜像正式归藏圆明园时，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曾感慨，“每一件文物的返还都很不容易，背后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