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广州7月22日电 题：在利玛窦之前，罗明坚如何为中西文化交流铺路？

　　——专访明清史研究者、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钟永宁

　　中新社记者 程景伟

　　在中西初识阶段，外国传教士想要进入中国，被认为“比登月还难”。然而，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却成功了，他早于中国人熟知的利玛窦，成为第一个深入中国内地长期居住的西方传教士。

　　明清史研究者、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钟永宁近期出版专著《消失的铺路人——罗明坚与中西初识》。他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这得益于罗明坚超人的禀赋、意志力和人格魅力，但更重要的是，罗明坚对于中国文化由衷地认同、尊重、热爱，使他能在中国内地长期居住，为中西文化交流铺路，并贡献诸多“第一”。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罗明坚是谁？他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如何突破重重困难？

　　钟永宁：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年出生于意大利，1583年9月第三次进入广东肇庆后，正式在中国内地居住，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内地长期居住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当时，明朝政府除了允许朝贡的使节和澳门葡萄牙商人短暂进入中国内地外，并不许外国人入内地长期居住。罗明坚在1579年来到澳门后的四年里，或以葡商身份，或由广东地方官员召见，四次进入广州、两次进入肇庆，但都因地方政府的反对或者官员的变故，而未能实现其长期居住的愿望。

　　第二次进入肇庆时，对罗明坚颇有好感的两广总督陈瑞，因受张居正牵连去职，罗明坚又未如愿。

　　继任的两广总督郭应聘，查办陈瑞给外国教士划地建房的公函，令传教士再进入肇庆接受调查，罗明坚等抓住拜见当时肇庆知府王泮的机会，诉说自己仰慕中国文化，由西洋远航而来，希望得一块净土建造住房，做中国顺民。后经传教士多次请求，王泮在征得郭应聘的默许后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中新社记者：晚明时期，在罗明坚之前，很多西方传教士都未能进入中国，为何罗明坚率先获得成功？

　　钟永宁：16世纪中叶，随着葡萄牙人东来，在澳门立足，西方世界急欲进入中国。最早到达中国内地边境的耶稣会士是沙勿略，他在来到东方10年后的1552年8月，抵达当时中国台山上川岛，想通过广州商人进入广州而未成功，于当年12月在岛上病逝。据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研究，此后大概有50名神父试图进入中国，但均告失败。

　　罗明坚能深入内地长期定居，主要得益于多种因素。首先，他有超常的语言天赋，到澳门后排除各种困难基本学会了中国官话，具有当时其他传教士没有的语言交流能力。其次，他有超常的意志力，能忍受一般传教士难以忍受的各种困厄，屡败屡战。第三，他对人温厚、和善，具有人格魅力，官员、士人乐于与之交往。其四，他没有文化偏见，对中国和中华文化有真挚感情，待人处事能将西方宗教的道德自律与中国士大夫推崇的道德节操相结合，因而能被当时官员、士人普遍接纳。

　　中新社记者：从罗明坚到利玛窦，当年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目的是什么？二人有何共同点、不同点？

　　钟永宁：罗明坚1579年7月来到澳门，利玛窦则是1582年7月，约晚了三年。利玛窦从印度到澳门，罗明坚起了重要作用，他多次给上司写信，推荐这位同乡和同道。罗明坚第二次进入肇庆面见两广总督陈瑞时，说他还有一个刚来澳门的“兄弟”，其实他说的是广义的兄弟，陈瑞以为是真正的兄弟，答应下次可将其带来。1583年9月，罗明坚带着“兄弟”利玛窦进入肇庆定居。

　　在肇庆期间，罗明坚与利玛窦在传教策略上没有本质区别，他们都是当时耶稣会东方传教的文化适应性策略的实践者，比如先学好中文特别是官话，处理好与官员关系并争取支持，特别是不能局限在广东，要向外省扩展，自上而下传教；又比如，以科学技术博得中国精英阶层对欧洲文明的好感，走学术传教路子。

　　他们二人也有一些区别。同为文化适应，罗明坚仍秉持天主教原教义原则，利玛窦更为实用和变通。而在试图通过派遣教宗使团，劝说中国皇帝允准在中国传教方面，利玛窦比罗明坚更加理智。

　　中新社记者：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罗明坚取得了哪些成就？为何他的名气反而不如后来的利玛窦？

　　钟永宁：作为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罗明坚进入中国内地后，与中国士大夫中开明者友好互动，克服民族、文化的偏见与隔阂，把欧洲文化介绍到中国，同时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创造了中西文化交往史的多个“第一”：建立了晚明时期中国第一所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学校，编写了第一部汉外辞典《葡汉辞典》，第一次将儒家蒙学经典《三字经》译成西方语言(拉丁语)，写出西方人第一部中文著作《天主实录》，绘编了西方第一本中国地图集，第一次以西班牙文、拉丁文翻译儒家经典《四书》......

　　几百年来，罗明坚的形象在利玛窦的阴影里淹没不见，当中原因比较复杂，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罗明坚回到欧洲组织使团后，耶稣会总会没有让他再回中国。利玛窦沿着罗明坚实施的适应性路径，利用其奠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从华南走向北京，登上西方传教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座高峰。其二，罗明坚进出中国经历的著述、向西方翻译的中国经典以及编著的地图集等，因人为阻挠，未能公开出版。其三，在利玛窦之后，大量传教士东来，他们大多对利玛窦崇拜有加，后来的研究者以及受其影响的社会大众，也都把敬仰的目光投向了获得巨大成功的利玛窦。

　　中新社记者：罗明坚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故事，对当今中西方交往交流有何启示？

　　钟永宁：首先，开展文化交流，必须尊重文化差异，平等对待其他国家文化。在如何进入中国和归化中国人的问题上，当时天主教内部形成了和平传教和武力传教两派，武力传教派奉行“欧洲中心主义”，欲借重西方殖民者的优势和力量，以西方基督教文化碾压一切异端；和平传教派尊敬古老而灿烂的东方文明，把中国文明看作与西方文明完全平等的文明。罗明坚就是后者的代表。

　　其次，深入了解对方文化。否则，获得的认识终归停留在表层。罗明坚与当时许多传教士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学会了中国文字，看过不少中国典籍，懂得中国礼仪，与士大夫吟诗唱和、密切接触。

　　其三，坚定本民族文化观念和特点。罗明坚虽以“天竺僧”自居，骨子里依然忠实于自己的宗教原则。在其所著《天主实录》中，他也不妥协宣扬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后来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则犹抱琵琶半遮面。罗明坚的倔强、率真，反而获得了当时官员和士人的尊重。

　　其四，注重双方文化经典的互译传播。这是为文化交流奠定基础。罗明坚把《三字经》、儒家经典《四书》译成西方语言(西班牙语、拉丁语)，又以汉文编写《天主实录》，正是在做文化交流的基础性工作。

　　其五，应重视学习科学文化，吸收科学精神。人们看到当时明朝官员和民众对西方器物好奇，包括对建筑、自鸣钟、三棱镜等，而自鸣钟的机械装置、器物背后的原理等则仍待进一步科学探索。

　　作为西方“传教士汉学”的奠基人之一，罗明坚的故事至今对中西方交往交流仍具启示意义，他在促进中西文明互鉴过程中的诸多做法，仍值得借鉴。(完)

　　受访者简介：

　　钟永宁，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主修明清社会经济史，编审，曾任花城出版社总编辑，现任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合著《守望中国价值——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二十六讲》，发表《明代预备仓述论》《义净对勃兴海上“丝绸之路”的卓越贡献》《明代江南济农仓初探》《十八世纪的湘米输出与清政府的粮食调控政策》《十八世纪湖南粮食输出与省内供求效应》《清前期湖南常平仓与湘米输出》等多篇学术论文，并多次获国家级出版物大奖，被评为广东省出版名家、广东省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2022年4月，其著作《消失的铺路人——罗明坚与中西初识》由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