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成都7月15日电 题：为何三星堆的价值和作用应当站在世界史的高度来认识？

　　——专访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川大博物馆馆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岳依桐 贺劭清

　　随着三星堆遗址最新考古成果公布，一件件“重见天日”的国之重器再次引发全球关注。三星堆遗址最新考古发掘成果有何惊喜？三星堆青铜文化与中原文明有何联系？三星堆遗址下一步考古发掘计划是什么？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川大博物馆馆长、四川考古学会会长霍巍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度解析。在霍巍看来，三星堆文化不仅能体现中国青铜文化的内涵、中国青铜时代的艺术创造，还能通过三星堆与世界对话，看到世界其他文明中某些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个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工作已接近尾声，最新披露的文物中多件造型前所未见，引发世界关注。为何三星堆青铜文明呈现出如此神秘独特的面貌？

　　霍巍：可以从三星堆遗址最新出土的“国之重器”中找到答案。一件出土于8号祭祀坑的青铜神坛，为研究三星堆祭祀场景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这件神坛最顶上是一组跪骑神兽造型，中部刻画了13位形态各异的祭祀参与者，占据“C位”的人像跪坐在圆形神坛上，背着青铜罍。虽仍缺失3个人像，但能如此形象地反映祭祀人群，已十分难得。

　　1986年2号祭祀坑也出土了一件神坛，过去通常认为这件神坛神兽在最下层，可能象征着地下世界，中间一层是人界，最上层为天界，即所谓“三界说”。本次新发现的神坛则使“三界说”受到严重挑战。

　　第二件则是被网友称为“月光宝盒”的龟背状网格形青铜器，这是三星堆8个祭祀坑中首次发现的此类器物。其表面网格形似龟壳，网格中央有一块同样大小的玉石，被慎重地用丝绸包裹。器物可以开合，上有4个手柄，每个手柄上都有龙头。目前最大的期待就是能在玉石上发现纹饰、图案，甚至文字。我个人认为，这件器物本身已足够重要，龟甲是甲骨文的重要载体，在中原文明体系中，具有国之典册的意义。可见，在三星堆祭祀中，这件玉石一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三件器物同样复杂精妙，其上的青铜神像头顶尊、手撑罍、脚踏鸟，身体向后翻起，我称它为“顶尊按罍曲身鸟尾青铜神像”。刚出土时其尾部缺失，考古工作者在2号祭祀坑出土器物中找到了。时隔36年，两件器物“破镜重圆”，再次惊艳世界。通过“合体”后的器物，既能看到三星堆人对中原青铜礼器的尊崇，也看到他们将通天神灵和祭祀重器有机结合的精妙创造。

　　上述三件重器在迄今为止全球所有出土的青铜器中，都堪称绝品，展现出三星堆文明在祭祀背景下极富艺术张力的神秘一面，彰显独特。三星堆出土的新颖器物，让世人既看到三星堆文化和中原文化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也看到了中国青铜文化丰富多彩的面貌和深刻的文化内涵。

　　青铜尊、青铜罍是中原文化中的重要礼器，上述第一件器物跪坐在神坛中央的“C位”人像，所背的正是青铜罍；第二件器物也和中原文化以龟形象征国之典册有密切联系；第三件器物上神像顶尊按罍的形态也反映出商代社会极重天地鬼神和人神沟通的时代特征。

　　中新社记者：未来三星堆考古工作将从哪些方面开展？是否还有发现大型祭祀坑的可能性？

　　霍巍：三星堆遗址惊喜不断，新发现6个祭祀坑还在继续清理，其周围又发现了小型祭祀坑群和房屋基址。这证明三星堆祭祀活动是一个整体，除了祭祀坑的存在，还有祭祀程序中某个部分的其他遗迹存在。

　　小型祭祀坑中出土了玉器和石制的动物，其眼睛、嘴巴等表面都有涂朱痕迹，造型和金沙遗址出土器物造型非常接近。这些发现可能表明三星堆祭祀的时间跨度长，类型丰富多样。

　　目前看来，再发现大型祭祀坑的可能性较小。下一步主要工作是室内修复整理。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考古工作正逐渐从现场转到室内。值得一提的是，被整体提取回实验室的5号、6号祭祀坑的相关工作正在开展。

　　5号坑中已经发现玉器、黄金制作的面罩、大量黄金的薄片等，合理推测5号坑还会有重大发现；6号坑发现的神秘木箱中，除了找到一把玉刀，还能看到大量的朱砂和一层很厚的堆积，堆积物里面很可能是木箱的秘密所在，需要经过实验室内的精细发掘才能找到答案。未来可能还需要进行至少一年以上的发掘清理工作。

　　目前看来，7号、8号祭祀坑跟1986年发现的2号祭祀坑之间，很可能有密切联系，当中很多器物都可以拼对。基本可以肯定这三个坑是同一时期形成。将来还可以通过更多器物的拼对，来展示当时的实际情况。

　　中新社记者：三星堆重见天日的“国之重器”呈现出什么特质？三星堆文化与中华上古文明之间有何关联？为何说三星堆的价值和作用应当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上来认识？

　　霍巍：三星堆文化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三星堆文化根植于中国大地，产生于古蜀，这从文献、考古两方面都可证实。

　　三星堆和中原文化的关系文献有载。器物上也可看到，三星堆的青铜礼器，以及所有玉石器，在中原都可以找到原型。即使一些造型比较特殊的青铜器，从中仍然可以看到三星堆人对青铜礼器的崇敬。只是他们希望用龙、鸟等神灵动物沟通天地、沟通人神，所以才有了看起来比较神怪、夸张的器物群。但这属于三星堆的地方文化特色，三星堆的内核和基本的底色仍是中华文明。所以三星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也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认识三星堆有三个重要维度。第一个维度是三星堆与古蜀文明间的关系。就考古发现而论，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及长江上、中游地区的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当中，都可以找到和三星堆早期文化相似的因素，它们可能是三星堆文化的源头之一。

　　而在文献典籍中，同样可以看到两个和三星堆文明关系密切的古代书写系统，一是中原文化系统，西周时就有对“蜀”的记载，《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伐纣时，“西土八国”之中有蜀人参战。《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与其妻嫘祖之子昌意娶了“蜀山氏女”，降居若水，后来封其支庶于蜀。另一个是巴蜀文化系统，《蜀王本纪》《华阳国志》都记载古蜀时期先后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各世代，从蚕丛氏开国至开明世为秦所灭(前316年)，古蜀各世蜀王虽然远离中原王朝，被中原诸侯视为“椎结左衽”的“蛮夷之族”，但也自成一系，始终保持着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既非天外来客，也非域外异族。

　　第二个维度是，研究三星堆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体系。目前已经可以看到三星堆与中原殷周文明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鸟和缠绕于树干上的龙纹，是中国传统文化神话体系中常见的母题，如果结合《山海经》等典籍中的神话记载，很可能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就是传说中的建木、若木、扶桑木之类的神树，是可以“绝地天通”的宇宙树、太阳树的象征。再如，过去一直没有在三星堆发现如殷商青铜器以青铜鼎、簋等容器相配合以体现社会等级和身份的所谓“礼器”，这次在三号祭祀坑中已出土了至少七件青铜尊，和1986年两个祭祀坑出土的多件青铜尊、罍相互印证，暗示蜀人可能使用这样的青铜器组合作为礼器。

　　此外，三星堆4号祭祀坑中还发现一件双手顶尊置于头顶的神人青铜像，表明尊这种器型在三星堆青铜器中具有特殊意义，受到特别的尊崇，这与中原文化使用青铜容器作为礼器表达特殊意义有着同样的含义。

　　但仅仅这两个维度还不足以全面认识三星堆，还应将三星堆放在世界文明的体系中加以考察。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会出现一些相似的文化现象、共同的文化表现。比如怎么看待太阳，怎么看待世界的中心、宇宙的中心。三星堆人同样认为，他们就是当时世界的中心。此外，世界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都有对神秘的大眼睛、神树(太阳树、宇宙树、生命神树等)、太阳神等的崇拜现象，在考古艺术表现形式上也有同有异，不能将三星堆出现的这类考古现象都认定为外来文明。

　　三星堆将金箔面罩贴附在青铜人像的表面，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细节。这表面看起来是一个三星堆出土器物工艺上的特点，实际上反映了黄金和青铜两种器物的贵重、稀缺。因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里，贴附黄金面罩的毕竟是少数。这样的做法在其它文明中也能看到。如果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宏大视野上看，三星堆所处的中国青铜时代与域外文明产生交流影响已经具备了充分的条件，吸收某些外来文化的因素也是可能的，但绝不能以偏概全，将三星堆视为外来文明的产物。

　　三星堆文化不仅能表现中国青铜文化的内涵，还能与世界对话，看到世界其他文明中的共同理念和价值观。

　　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是从涓涓细流汇成大江大河，是文化从各个地区逐渐聚合，最后形成国家文明。三星堆提供了一个青铜时代的区域样本，让世人看到了在夏商周青铜时代，除了中原地区以青铜礼制为代表的青铜文化，还有像三星堆这样富有神话浪漫想象的青铜文化，为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与发展进程谱写了新篇章。(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