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沈阳6月24日电 题：大学校训如何折射文化精神与教育理念？

　　——专访东北大学副校长孙雷

　　中新社记者 刁海洋 李晛

　　大学校训是文化精神与教育理念的综合表达。透过大学校训，能够看出中西方大学办学理念、办学传统和价值取向甚至民族性格的养成。

　　最早的大学校训出现在哪里？中西方大学校训有何特点，折射出哪些文化精神与哲思？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了东北大学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孙雷。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最早的大学校训出现在哪里？校训之于大学有何意义？

　　孙雷：西方现代大学中，被誉为“大学之母”的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早期并没有明确的校训，15世纪末16世纪初，牛津大学(1167年建校)与剑桥大学(1209年建校)分别设计和启用各自的校标，被公认为是西方最早的校训。西方学校习惯将校训称为“MOTTO”，意为文字简明的题词、题句、题序。由此可见，校训应教育发展需要而生，并无论古今中外都在教育中受到重视。

　　大学是教育人的场域，一所大学的校训、校风以及引起师生共识的文化传统是大学用来成风化人的根本。校训育人的关键点在于“训”，意义在于育人，其功能性在于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引导、疏导和督导，它既有显性文化特征规范学校内师生的言行，又有隐性文化特征润物细无声地影响师生的举止甚至价值观。

　　中新社记者：西方大学的校训折射了哪些文化精神与哲学思想？

　　孙雷：上面提到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在创办多年后的15世纪逐步形成了各自的校训，分别是“Dominus illuminatio mea(上主乃吾光)”和“Hinc lucem et pocula sacra(此地乃启蒙之所和智慧之源)”。17至18世纪，美国哈佛Veritas(真理)、耶鲁Lux et veritas(真理与光明)应运而生，这些历史悠久的西方大学其校训渗透的思想与最初牛津剑桥相仿：追求真知、自由，并带有浓厚的宗教背景。

　　这与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息息相关。在西方大学校训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中世纪，倡导“无差别的爱、在上帝这个无差别的人和神之前，身份的平等”，这些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是当时西欧封建等级制的产物。近代，受启蒙理性所倡导的“普世价值”影响，西方大学校训开始在原有的追求自由、博爱的基础上，倡导“个体自由、独立、平等、民主、人权”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科学、进步”等观念，这是近代的历史产物，也是近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

　　中新社记者：中文中“校训”一词出自哪里？

　　孙雷：中国校训堪称“早发内生”，古代有校训之实，但无其名，诞生之初即承载“训育”的职能，南宋岳麓书院院训“忠、孝、廉、节”，直至清末教会大学的出现从而实现了校训的名实统一。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相继制定本校校训后，“MOTTO”(校训)实体已然显现并推广，但由于中国传统“大学”没有“校”“训”二字连成一起的词组，因此尚未出现“校训”这一名称。

　　直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后，教育先贤们借用日语当用汉字形体命名“校训”(平假名：こうくん，读作koukun)，细读起来读音与中国的“校训”读音相似，是因为日语中音读本身来源于中国古代长江流域以南的古汉语。由此看来，“校训”一词虽属舶来品，却又有很深的本土因缘。至此，“校训”一词与中国古代“校训”及西方大学的“MOTTO”完成了完美对接，实现了校训概念与原型的实至名归，也使中国大学校训进一步得以明确化。

　　中新社记者：中国大学校训又有哪些特点，体现哪些文化精神与哲学思想？

　　孙雷：中国大学校训的特点，我觉得可以用四个精神向度来概括：史学的长度、哲学的深度、文学的温度、美学的厚度，四重精神向度，大学校训是四者的综合呈现和表达，印证了大学校训的精神向度蕴含着文化属性，体现出文化精神与哲思。

　　中国大学校训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形式是中国式文学表达，内涵则颇具中国式哲学思辨深度，比如，中山大学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皆有坚实的哲学文化底蕴作支撑，充满着中国智慧。

　　其中，中庸之道格外令人瞩目。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从初始角度来分析是为“中庸”。何晏集解：“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正所谓“此心不动，随机而动”，不为情绪所累，进入中庸的“未发”状态，把握时机，依良知而行，且行必“中节”，即知(良知)行合一。东北大学校训“自强不息，知行合一”较充分地诠释出这一点。东大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仍不忘救亡图存。1928年，张学良对学生讲道：“我很望诸君，要坚定了志向，各用自己之所学，全国学者都能如此，则中国自强矣。”东北大学以知为行，以知定行，知是行之首，行是知之终，在持之以恒地追求真理与努力实践并重的中庸之路上，把握机遇，从而形成质的飞跃。这是一种对传统中庸之道的传承与创新，更是一种超越与突破。

　　中新社记者：校训是体现教育理念的一种非物化形式。透过中西大学的校训，能看出中西方教育理念上有哪些异同？

　　孙雷：透过大学校训，能够看出中西方大学办学理念、办学传统和价值取向甚至民族性格的养成。

　　中国大学校训以主德求善为源。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以血缘家庭为本位、以人伦道德维系社会为基础的德性文化，必然以家国情怀为己任。尤其“士”阶层的崛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养成了对民族和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义务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比如，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便是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以《君子》为题作报告之时，引用《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清华学子，拥有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和心胸宽广的君子品德。

　　相比之下，西方大学校训则直抒胸臆，多渴望追求真理、自由，往往直接引自《圣经》。西方大学校训的思想内容经历了从“重神灵”“重上帝”，“自治”“自由”到“主智”“求真”“服务”的演变，表现出西方大学的理念与追求。比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训“Fiat Lux”(愿知识之光普照大地)，主张神的启示是真理和知识的源泉。

　　透过中西大学的校训，我用中央民族大学校训“美美与共”一词概括，中西方大学教育理念和而不同，教育的真谛都是“培根铸魂、启智润心”。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之路上，既要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又要面向世界大学不断创新，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完)

　　受访者简介：

　　孙雷，现任东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共青团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政协沈阳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政协沈阳市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委员会委员、常委。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学文化、城市文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等。兼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思想道德建设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冶金教育学会副理事长，教育部新文科教育研究专家等多个学术职务。近年来，在《新华文摘》、《中国高等教育》、《东北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及人民日报、国家治理周刊等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60余篇，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等部、省、市课题60余项，出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逻辑养成与制度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下的大学文化透视》《大学校训》《新时代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概论》等专著1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