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潘家恩：中国百年乡村建设在“地球村”中扮演何种角色？

　　中新社重庆6月17日电 题：中国百年乡村建设在“地球村”中扮演何种角色？

　　——专访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潘家恩

　　作者 梁钦卿

　　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么建设乡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历史性课题。中国乡村建设与“地球村”中多样化的乡村建设实践彼此呼应，都是在各自的条件与现实空间中，进行着丰富多彩的创新性探索。

　　中国乡村建设经历怎样的历程？全球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建设实践又有怎样的探索？中新社“东西问”近日专访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副院长潘家恩教授，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回溯历史，无数先贤在中国乡村基层进行多种形式创新。那么，中国百年乡村建设是如何开始的？

　　潘家恩：从整体上说，中国百年乡村建设包括前后呼应的三波乡村建设。既有外来知识分子以“救济乡村”为出发点的“异地实践”，也有乡土社会自发、本地良绅主导，兼顾“乡村自救”与“社会建设”目的的“在地行动”，还包括1949年至今丰富多元的实践形态。

　　作为早期乡村建设的代表性实践——清末民初实业家张謇1894年开始在江苏南通的一系列地方建设实践，被学者总结为“有实无名”的乡村建设。他推动的地方性建设既有甲午战败的刺激，同时和随后的“翟城村治”一样皆属清末新政释放实践空间后的历史产物。

　　到了1904年，河北定县乡绅米春明等人以翟城村为示范，兴办新式教育、制订村规民约、成立自治组织，积极实施一系列改造地方的举措。这一地方民众自发的“翟城村治”直接孕育了由晏阳初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持的“定县实验”，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20多年后，留学归来的晏阳初率领一批海归以及国内大学教授，来到河北定县推行平民教育，启发民智，以带动整个乡村建设。

　　这波乡村建设从清末到民国，兴盛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涉及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陶行知、黄炎培等代表性人物的各种实践。

　　紧接着第二波乡村建设由全面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推动。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全面动员基层社会，通过全民扫盲、水利建设、社队企业等形式，使乡村建设的理念和工作在国家建设背景下，以新形式被全面覆盖与替代。进入20世纪80年代，产业资本扩张与全球化进程加快，仅靠推行“大包干”并不能根本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和基层治理问题。于是，在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了1987年至1997年间政府部门自上而下推动的农村改革试验区。

　　第三波乡村建设于2000年起持续至今。从新世纪初“三农”问题的提出，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确立，再到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布局，乡村建设成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特别是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不仅是对新时代中国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回应，也是对百年来乡村建设历史经验的传承。

　　中新社记者：回顾中国百年乡村建设实践，中西方之间有何互学互鉴？

　　潘家恩：梁漱溟认为，近代中国各种剧烈变化源于百年来的中西文明大碰撞，当然这一“碰撞”并非自愿公平。可以说，中国的乡村建设是中西文明碰撞之后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乡村建设除了蕴含传统儒家、农家思想，也不同程度受到国外乡村改进思潮的影响。

　　比如20世纪初在河北定县翟城村创办合作社的米迪刚，是留日归来的高材生。他看到日本农村的变化，一对比自己家乡发现差别巨大，受到这种强刺激后，开启乡村建设历程。

　　出国是为了反观自己，海外生活的经历让这些早期乡村建设者们学到很多域外思想。彼时，日本“新村”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早期同盟会会员王拱璧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河南西华县孝武营建设“青年村”，同样留日返乡的傅柏翠则回到福建连城探索“新村”实验，其中都有那个大时代，日本“新村”等思想不同程度的影响。

　　当然，在吸取海外经验的同时，中国本土化探索自成体系，也在对外贡献智慧。

　　例如，晏阳初在1950年后辗转全球各地开展发展中国家的乡村改造实验。1952年，他协助创办菲律宾乡村建设运动(PRRM)，提倡建立乡村会，协助村民建立村公所，并且引领政府发挥亲民力量，共同改善农村社会。至今，PRRM依然是菲律宾重要的民间组织之一。1967年，晏阳初又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IIRR)，活动范围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中新社记者：当前，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建设运动面临怎样的困境，未来如何进行乡村建设？

　　潘家恩：当前，金融资本主义席卷全球，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乡村建设运动面临两大困境：国际资本掠夺土地与农民数量越来越少。

　　其一，掠夺土地。为了争夺粮食、生物燃料、原材料等，全球出现掠地(land grabbing)现象。世界银行2010年的研究表明：世界对土地的需求极大，特别是2008年以后，出现全球“土地纠纷”现象。其二，城市化率高，农民流入本国城市打工乃至到海外城市打工。依据2010年的人口统计，巴西城市人口高达84.35%，农村人口仅为15.65%；菲律宾甚至将海外劳务输出作为国策，印度尼西亚紧跟，导致农村青壮年大量流失。

　　以菲律宾、印尼、巴西等亚洲和拉丁美洲比较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为例，这些国家都有漫长的殖民历史，继承了原本大庄园经济制度，土地财产长期被垄断，此为造成社会贫富悬殊的一大根源。

　　土地改革是脱离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国家和地区得以形成独立自主之国民经济，最基础也最核心的财产关系重构。但在土地财产关系无法改动的情况下，“耕者有其田”仍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社会运动的重要议题。

　　比如成立于1984年的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以先占地、后施舆情压力的方式，引入政府、教会、工会乃至政党力量，共同协调土地财产关系；再比如印度尼西亚的农民联盟(SPI)，致力推动发展可持续农业，并建立学习和训练中心，反对压迫性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现代农业。

　　相对而言，中国经验显得“特殊”，因为中国是唯一完成土地革命乃至工业化、原住居民数目最大、属人口大国的发展中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的4次外债和8次危机的基本经验表明，只要可以顺利让“三农”承载(化解)危机，就能实现“软着陆”，反之就会在城市“硬着陆”。以中国经验为参照，可见农村社会是国家应对外部风险的基本载体。

　　在信息化社会中，世界变成“地球村”，从乡村建设角度看，中外应该相互学习创新思想与实践，并结合本国国情找到适合的道路。20世纪70年代国际上有本颇有影响的书《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后来有意大利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创新概念“SLOC”，S代表slow(慢)，L代表local(在地化)，O代表open(开放)，C代表connect(连接)。我认为这四个方面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乡村建设的未来方向，也适合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

　　随着城市化逐步发展，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我们将发现“小”和“慢”也是一种价值。“慢”作为一种放慢节奏和提高品质的生活方式，也是应对当前全球化危机和城市化问题的新思维与新可能，中外已有不少地方朝着这个目标进行丰富多元的探索。另外，乡村建设在面向全球化的同时也要做好“在地化”发展，积极发掘乡村的多元价值，让在地文化在广阔乡村中生根发芽，为新时代的乡村建设“铸魂”。

　　同时，乡村建设一定要“开放”，特别是要用好新经济业态。现在互联网经济十分发达，要让农村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将乡村的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最后是“连接”，城市的市民和农村的农民要结成利益共同体，走城乡融合道路，整体筹划城镇和乡村发展，以县域城乡融合为基础，力求实现共同富裕和可持续发展。

　　我跟一些国际朋友交流过，大家都认为，在疫情影响之下，世界危机如此严峻，很多人处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两难之间，如何“回嵌”乡土，需要充分体现国情意识、乡土自觉与文化自信，“SLOC”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完)

　　受访者简介：

　　潘家恩：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副院长、教授。兼任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重庆市梁漱溟研究会副会长、《卢作孚研究》副主编等职。自2001年起参与当代中国乡村建设实践至今逾二十年，在Cultural Studies、《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开放时代》《人民日报》等处发表中英文章60余篇，联合主编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著有《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