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李振基：保护生物多样性，中国虞衡制度告诉了我们什么？

　　中新社福州5月20日电 题：保护生物多样性，中国虞衡制度告诉了我们什么？——专访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教授李振基

　　中新社记者 张丽君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即将到来，今年的口号是“为所有生命构建共同的未来”。实际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早在数千年前，中国就把自然生态的观念上升为国家管理制度，专门设立了掌管山林川泽的机构，制定政策法令；不少朝代都有保护自然的律令，并对违令者重惩。虞衡制度就是显著的代表。

　　当今，面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加速丧失的趋势，虞衡制度告诉了我们什么？应如何从中国古老生态文化中汲取智慧，建设生态文明？国家公园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专家、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教授李振基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中国历史上进行过哪些探索和实践？

　　李振基：追溯历史，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了丰富的生态文化。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在认知方面，中国古代对生物多样性已有深刻的认知。《山海经》《管子地员篇》《诗经》《神农本草经》《水经注》《淮南子》等书，就已记录300种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还有诸多名山大川和森林的记述。《管子地员篇》对山地中的树木、沼泽中的湿地植物都有了充分的认知，而且要求辩证地遵循自然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让各种野生动物自由自在生活——“鸟兽安施，既有麇麃，又且多鹿”，通过适度索取和“以时禁发”的方式来实现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达到永续利用的目的。

　　在意识层面，黄老、儒、释和少数民族都有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致看法。上古时代，夏禹执政时曾颁布一条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老子》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将自然法则看成宇宙万物和人类世界的最高法则。《论语·述而》中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即钓鱼不要截住水流一网打尽，打猎不要射夜宿之鸟，反映出古人朴素的生态道德思想。《孟子·尽心上》中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是说不仅要爱护自己的同胞，而且要扩展到爱护各类动物、植物等自然生命。唐朝以来，峨眉山、庐山、鸡足山、岳麓山、云居山、青城山、武当山等许多名山建有禅寺、道观，都着力保护森林。许多少数民族也具有神山文化。

　　在执行方面，中国在四千多年前就开始出现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制度、法令和执行自然保护制度的机构，也就是“虞衡”制度。《尚书·尧典》记述了舜任命伯益担任“虞”的官职，朱虎、熊罴为佐之。“虞”就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自然保护机构，诸如“泽虞”负责管理和保护湖泊、湿地的动植物，“山虞”负责管理保护山林野生动植物资源，“林衡”负责巡视林木、检查护林人员保护森林的情况，“川衡”负责巡视河流湖泊，“迹人”管理狞猎地区、监督围猎禁令的执行。

　　中新社记者：虞衡制度及其发展，有何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丰富的生态文化对当今建设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有何启示？

　　李振基：从《尚书》《史记》等古籍中可以看到，从大禹治水时起，中国就已着手调查全国山水和物产。虞衡制度及其发展，让人们看到自古以来，中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通过严格的法律法规，大面积的森林和野生动物被保护。

　　虞衡制度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今天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中原以南的广大区域崇山峻岭，从夏朝的流放与迁徙开始，安徽巢湖、丹江上游、会稽山、徽州、八闽、大理等广大山区隐居了巢氏、丹朱后代、大禹后代等，不同的氏族传承了不同朝代的文化。虽然人口增加、外族入侵、连年战争、朝代更替、水旱灾害，但许多山区如同桃花源一般，几百年几千年没有受到过大的冲击。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地区不同氏族的文化与主流文化融合，成就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国传统的生态文化强调天人合一，把山川跟城镇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老子、孔子等从天人合一的高度，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与人类文明息息相关，强调保护。《管子地员篇》等从可持续利用的角度，认识到不同森林中地下水位与土壤对于农业发展的生态意义，建议把森林、树木、动物作为国家的资源加以保护、避免私有化，春天让植物生长，到了秋季才能进山砍伐部分树木，狩猎的时间也有规定。

　　中国自古以来重视对山岳的祭祀与保护。昆仑山、轩辕山、泰山、华山等诸多中国名山大川，可以说是东方古代国家公园的遗存。近年开始的国家公园体系建设，可以说是对中国上古以来虞衡制度的继承。在建设过程中，需要秉承中国传统的虞衡制度，古为今用，也要推陈出新，学习西方国家公园的管理经验，洋为中用，以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更好发展。

　　中新社记者：对比西方生态保护理念和制度的发展，虞衡制度及其发展彰显了怎样的东方智慧？

　　李振基：在西方，黄石国家公园等现代国家公园在发展过程中经历无序阶段和摸索阶段的弯路，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规划建立、经营管理、科研监测、旅游发展、解说系统、志工参与、法律法规等制度。例如，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下有规划设计中心，具有多领域专家学者组成的保护地规划设计队伍，承担着美国所有保护地的规划与建立，确保在进行开发规划与管理的时候不对保护地的生态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多方面造成破坏。许多国家公园都面向社会招募志工，志工可以参与自然资源信息收集与记录，参与国家公园的资源监测项目，参与公众教育与自然解说。

　　中国现代的国家公园建设起步较晚，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古代的虞衡制度具有天人合一的智慧高度，把森林和珍稀动植物作为国家资源来保护，同时与各地的名山寺院道观、村落宗族兴旺等密切相关，还具有严酷的惩罚手段来保证。正是由于顶层设计，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导下，生物多样性保护落到实处，令人刮目相看。

　　如果说东西方文化有什么区别的话，西方文化注重中观与微观方面的细节，用一个模子去套不同的东西，而东方文化注重整体观念，会从宏观层面入手来解决问题，会根据中国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办法。

　　中新社记者：当下，全球生物多样性面临怎样的挑战？应对挑战，我们如何凝聚共识，携手行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各尽所能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

　　李振基：进入工业文明以来，全球的生物多样性面临着森林砍伐、全球变化、珍稀物种贸易等诸多挑战，我们应该意识到全球是生命共同体，避免砍伐原始森林，避免珍稀动植物的贸易，避免战争，避免不可持续的捕捞等。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目前，西方思维是二元的主客两分思维，是人在保护自然或人在利用自然的思维。而东方虞衡制度体现的是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维，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是一体、一元的思维，地球如同盖娅女神，森林中的每一棵树如同人体身上不同的毛发，河流如同血液，百川归大海如同人体静脉中回收的血液，降水如同动脉把新鲜的血液注到人体的每一个部位。

　　中国道教《太平经》中有“泉者，地之血；石者，地之骨也；良土，地之肉也”的认识，很多民族也都有类似见解。

　　全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复杂的大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的直接与间接影响交织在一起，各个国家无法独善其身。所以，大面积的森林砍伐、物种贸易、战争、污染、捕猎等都会伤及这个大的生态系统，而受伤的地球反过来影响到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

　　中国参与现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时间虽短，但因为有潜移默化的传统东方智慧，中国从1992年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以来，不仅把大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成绩沉淀了下来，也已经在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舞台上担当着重要角色。(完)

　　受访者简介：

　　李振基，国家公园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专家，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教授，中国生态学会常务理事，福建省生态学会理事长。长期从事森林生态学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先后承担或为主参加了泰宁世界自然遗产、福建戴云山、江西婺源等许多自然保护区中的生物多样性考察任务，出版了《生态学》《群落生态学》《泰宁世界自然遗产地生物多样性研究》《植物的智慧》等诸多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