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5月9日电 题：王石：中外民间交流何以是“打开气孔”？

　　中新社记者 应妮

　　人类生活因经济、科技和信息化的飞速进步而走向全球化，但仍保留着民族、地域等鲜明特色，离不开自身固有的文化传统。应如何在各自“文化认同”中求同存异？不同文化的接触融合如何产生新的多样性？民间交流为何被认为像“打开气孔”一样促进了人文相亲？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文化学者王石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我们注意到全球化运动在经济、科技方面的走向，与精神、文化方面的走向似乎恰好相反。如何理解全球化这种不同领域的正反走向，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

　　王石：“文化认同”这个说法是著名学者杜维明先生翻译的。英文原词是“Identity”，出自《文明的冲突》作者亨廷顿在本世纪初写的《我们是谁？》一书，他认为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将更注重和认同具有自身特性的文化。

　　亨廷顿教授的“Who are we？”之问，是来自欧洲的新移民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问，这也启发了中国。“中华文化”四个字，从海外到内地，从学界到官方，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称谓和文化认同，也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

　　2004年，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5人发起，中华文化促进会邀集海内外60余位知名学者、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在北京举行“全球化与中华文化”为主题的高峰论坛并发表《甲申文化宣言》。

　　现在看来，当时的文化认同基本是向内认同，即各国各民族都认同各自的文化。从全球范围看，这种基于差异的传统和价值观，是各民族在各自发展中形成的结果，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和特色，不易走向融合。

　　论坛上，许倬云和何兹全两位历史大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人类的文化和人类的组织一样，从原始社会时期的家族社会开始，范围和组织规模越来越大，因此文化圈子也会越来越大。在此趋势下，文化走向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只是这个过程要经历一个磕磕碰碰、纠缠不休、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的过程。

　　世界是关联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与世界的对话交流中，文化可以实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好的文化，兼具现实性与未来性，是未来在今天的样子。

　　中新社记者：中国不仅一贯坚持全球化方向，而且还于2012年率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如何从中华传统文化角度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

　　王石：古代中国人的“天下”，是一个超越“国家”的概念。“以天下观天下”“天下为公”，这类说法明显具有类同于“世界”的含义。“天下指的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世界(a world of worldness)”，哲学家赵汀阳特别指出，“民族国家体系、帝国主义、争霸体系所定义的国际政治概念，正逐渐与全球化的事实失去对应性”。从人类发展趋势看，从未来世界的视角看，许多传统的、天经地义的概念，都应该以“天下”为单位重新定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我觉得有两点非常值得注意。一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要适当注意到他国的合理关切。“将心比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这个意思。

　　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竞争的最高原则定为共同利益、合作共赢，而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利益高于共同利益，反对零和思维。我认为这两条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闪光的思想。

　　在我看来，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全球竞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全球化就有了一道曙光、一种理想，即人类不仅是竞争关系，也是合作关系。这个理念提升了全球化的意义。

　　中新社记者：如何看待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多元性？

　　王石：差异普遍存在。人们常说，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但另一方面，世上也没有完全不同的两片树叶。如果完全不同，就不能比较，也不是树叶了。千差万别之中显示“共同性”，同和异是一体两面。所以，人类共性是一个无比重要的课题。所谓“大同”，在我看来，天下之事，天下之人，小处看千差万别，大处看则是相同的。

　　目前在人类文化发展方面有两种声音：一种叫多元，一种叫融合。多元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存有状态，但趋势是在不断融合，这和人类的社会组织方式有关。人类的社会组织越大，就意味着文化越大，所以中国人有一种思想：你只要认同彼此文化，你我就是一家人了，意即“四海之内皆兄弟”。存有状态是多元，历史和现实就是多元，在发展中逐渐形成多元，在多元融合中出现新的文化。

　　在融合的趋势中，我们应该有文化自信，珍惜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同时，不因强调特色而把自己和其他国家民族隔开。

　　例如，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里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就是说全世界的文化在基本方面是一样的，所有的文化都是世界的，不必去做区隔。所以谈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走出去做什么？走出去交朋友，走出去让别人了解我们，走出去也了解别人。

　　差异当中也蕴含着发展的契机。油画从欧洲走出来，油画发展了；交响乐从欧洲走出来，日本、中国都有交响乐，交响乐发展了。这些事实都说明打破边界走出去会壮大自己。不同文化的接触、交流、融合，会产生新的多样性。佛教传入中国，产生了中国化的禅宗，西方交响音乐与越剧音乐融合，产生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说文化交流是一切对外交流的基础？在民间交流过程中，有什么感动您的事情或细节可以分享？

　　王石：不同文化之间，即使不考虑偏见、抵制、对抗和冲突等负面因素，从陌生、好奇、戒备、接触，到了解、接受、欣赏，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面对差异，面对文化选择，应当有充分的估计与持久的耐心。民间交流往往规模不大，时效亦短，每次仅只“一点一闪”的交流，但持续不断开展下去，就会打开无数个气孔，无数扇门窗。民相亲，才是终极价值。

　　今年是中华文化促进会成立30周年，民间交流方面有很多感动我的瞬间。成立之初，我们举办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评选了100多首20世纪最重要的中国音乐作品。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夏之秋谱写的《歌八百壮士》入选，歌颂淞沪会战中英雄团长谢晋元率领八百战士孤军奋守四行仓库的光辉事迹，唱的是“中国不会亡”。夏教授知晓时已经病危，对夫人说，“你要替我去参加颁奖，替我把奖状拿回来，放在我的骨灰盒上。”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评选不只是音乐，它开启了华人世界、华人文化的空间，蕴含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文化认同。

　　在国际交流中，我们要更多看到不同地域文明的共通性，追求人类的共同价值与相通心理，不应人为设置障碍。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趋势，也不会因一时的困难而逆转。(完)

　　受访者简介：

　　王石，1948年生，祖籍山西襄垣，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文化学者、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副会长，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曾任教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大学，讲授艺术概论，著有剧作和文化评论多种。1992年起致力于中华文化促进会的创立与发展，先后担任该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常务副主席；创立海内外区域组织、行业协作体和各门类专业委员会150余个；策划并领导实施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系列活动、《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出版工程、中华文化论坛、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颁活动、中美音乐论坛、亚洲文化合作会议、两岸人文对话、万里茶道中蒙俄城市合作峰会等多项重大文化项目，以及创办中央数字书画频道、音像世界频道及世界遗产地理杂志，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非政府组织(NGO)发展领域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