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瑞士法学家胜雅律：为何仅围绕某些个人权利的人权观相当狭窄？

　　中新社布鲁塞尔5月1日电 题：为何仅围绕某些个人权利的人权观相当狭窄？

　　——专访瑞士法学家胜雅律

　　中新社记者 德永健

　　2022年2月28日至4月1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9届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期间，中国代表50余国作共同发言，强调发展对享有人权的重要意义，呼吁各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实现包容普惠发展。

　　4月1日，会议通过中国和巴基斯坦、埃及、南非、玻利维亚共同提交的决议，呼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社会应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享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经社文权利)，消除不平等。66国参加共提。

　　将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同等重视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经社文权利的协调发展，是中国人权观的鲜明特色。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场，“50余国”和“66国”体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人权观的共鸣。

　　会场之外，共鸣亦在回响。长期研究人权议题的瑞士法学家和汉学家胜雅律(Harro·von·Senger)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书面专访，详述为何仅围绕某些个人权利的人权观相当狭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可被视为“全球人权项目”且对瑞士等欧洲国家应对难民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现将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您如何看待40多年来中国人权事业的巨大进步？什么让您印象深刻？

　　胜雅律：中国在人权领域40多年来的进步值得肯定。我举个例子，1975年至1977年我在北京大学读书，人权被贴上“资产阶级阴谋”的标签并被拒绝承认。当时中国只有北京大学和吉林大学保留了法律系，而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师生规模在全校排名倒数第二，只比图书馆学系大。

　　有一天，我问为什么50年代中国还有律师，后来这个职业被废除了，别人告诉我因为律师“多余”，他们“总想在刑事案件中协助犯罪分子”。

　　1978年后中国恢复了律师制度，1996年“无罪推定原则”被引入中国刑事诉讼法，2004年中国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一款，现在法学院在中国遍地开花，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中新社记者：作为法学家、汉学家和“中国通”，您如何理解中国的人权观？

　　胜雅律：两千多年前，中国已有哲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德国著名戏剧家、马克思主义者布莱希特也有句名言“先吃饱再讲道德”。中国信仰马克思主义，将重点放在经济发展和经济人权不令人意外。2001年3月，中国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记者注：同年6月对中国生效)，很好说明了中国人权观的侧重点。

　　中新社记者：您非常重视发展权和经社文权利等人权，批评仅围绕某些个人人权的人权观相当狭窄，近期还在瑞士媒体撰文，指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可被视为“全球人权项目”，对瑞士等欧洲国家应对难民问题具有现实意义，能否详细阐述这些观点？

　　胜雅律：对于仅围绕某些个人人权的人权观，我举个例子，根据瑞士官方2021年3月发布的《中国战略》文件，几十年来中国“亿万人民脱贫”，为“全球减贫作出重大贡献”，但《中国战略》文件仅仅把这些成就视为经济成就，避而不谈这些成就也是人权成就，即经济人权成就。

　　瑞士《中国战略》文件又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面向全球的发展模式”，旨在加快中国西部贫困省份的发展，在第三国兴建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加强亚洲与欧洲、非洲的互联互通。我的理解是，既然是为推动中国和其他参与国家的经济发展，那么“一带一路”倡议不也是旨在推动经济人权和发展权的“全球人权项目”吗？

　　在瑞士，很多党派和政治家都强调解决难民问题的必要性，由于前往欧洲的多数难民是“经济移民”，在非洲和其他国家推动实现经济人权是有道理的。如果瑞士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应对“经济移民”问题，那么这种参与符合瑞士联邦宪法，因为瑞士联邦宪法规定，“联邦应致力减轻世界的苦难和贫困，促进尊重人权”。请注意，瑞士联邦宪法先提到“联邦应致力减轻世界的苦难和贫困”，然后才提到“促进尊重人权”。可见“联邦应致力减轻世界的苦难和贫困”即实现经济人权是首要关切。

　　中新社记者：您曾表示，事实上中国与西方在很多人权问题上都有共识，且共识远大于分歧，为什么会这么说？未来应如何增进中国与西方人权观的沟通和交流？

　　胜雅律：以瑞士为例，2006年至2009年，瑞士和中国同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在此期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286项决议，其中209项决议未经表决获一致通过，可见瑞士和中国对很多人权议题的看法类似。

　　瑞中在人权问题上的共识是长期的。2018年，瑞士和中国仍然同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两国都同意有关“恐怖主义与人权”“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促进人权”“人权与环境”“在所有国家实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等决议，另有一项关于食物权的决议几乎获一致通过，只有一个国家投了反对票，就是美国。这意味着在食物权方面，当时瑞士和中国站在一起。

　　在刚刚闭幕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9届会议上，也可以看到相当多的决议未经表决获一致通过。

　　但无论是瑞士媒体还是瑞士官员，讨论人权时只字不提瑞士和中国对很多人权议题看法类似，其他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内部，西方国家经常投票支持有关经济人权和发展权的决议，可谓是“公开的秘密”，他们却不告诉自己的国民，这种态度“不老实”，致使西方普通民众根本不知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具体动向。

　　至于如何增进中西方人权观的沟通和交流，答案“很简单”，建议每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闭幕后，中国用英语、法语、德语等语种发布一份全面的会议报告，尤其要列出决议名称和西方国家的投票情况，让大家看看西方国家对很多决议的态度其实和中国一致。发布这样的报告是中国应该做的事，因为西方国家肯定不愿意做。

　　当然，一些有争议的决议可能会让包括瑞士在内的西方国家“出洋相”，比如2017年6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促进享有和平权”决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投票支持，美国等西方国家投票反对，瑞士弃权。如果普通美国人和瑞士人得知自己的国家不支持“和平权”，肯定会非常惊讶，很可能会把注意力从中国转到本国，从“小人求诸人”变为“君子求诸己”。(完)

　　受访者简介：

　　胜雅律，瑞士法学家和汉学家，德国弗赖堡大学汉学专业终身教授，瑞士比较法研究所中国法律顾问；1988年出版介绍中国三十六计的专著《智谋(上册)》，其后出版《智谋(下册)》《谋略》等著作，2011年翻译出版德文版《孙子兵法》，2017年出版《瑞士之道》，2020年出版《给法律人士的36计》，2021年出版《中国民法典中的继承法》；精通中国法律、中国法律制度史、中国法律思想史等，多年来发表了大量以中国法律、中西方文化交流等为主题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