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马洪波：如何理解国家公园的“中国内涵”？

　　中新社西宁2月25日电 题：如何理解国家公园的“中国内涵”？

　　——专访中共青海省委党校副校长马洪波

　　中新社记者 潘雨洁

　　自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国家公园体制”以来，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推动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的局面正在形成。国内外国家公园建设经验有何启示？中国如何将源自美国的“National Park”概念赋予“有人、有文化”的内涵？中新社“东西问”近日专访中共青海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马洪波，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National Park”这一概念如何诞生？美国创建国家公园对中国有何启示？

　　马洪波：人类自诞生以来，90%以上的时间都在野外采摘、狩猎，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威尔逊曾指出，人类有“亲自然情结”，天生喜欢旷野、草原、森林。而工业革命后，人口集中向城市迁移，为了改善已严重失衡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家公园”概念应运而生。

　　美国是移民国家，从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起仅200余年历史，因此创设“国家公园”概念以强化各地各色人种对这个新兴国家的认同。

　　据历史叙事，1870年，一群探险者在美国黄石地区的河流汇合处燃起篝火，设想建立一个伟大的公园，让印第安人世代安居、野生动植物自由繁衍生息。但实际情况是，美国当时正在修建横贯东西的铁路，发展旅游成为可能，黄石地区的绝美风景很快成为巨大商机。

　　两年后，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建立，宗旨是“为人民的利益和快乐服务”，可以看出，当时不仅为保护自然，还偏向于开发。经过多年保护与发展的“拉锯式博弈”，美国才逐渐确定了“保护为主、兼顾利用”的国家公园定位。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于1916年，而“国家公园”在中国问世时间尚短，还在新生发展阶段，应以开放心态借鉴国际经验。中国在国家公园建立之初，就明确把保护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放到首位，体现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护地球家园的大国担当。

　　中新社记者：您曾说英国国家公园的建设经验可能对中国更有借鉴价值，为何这样认为？

　　马洪波：与美国在“一张白纸”上的建设历程不同，20世纪50年代起，英国在高度工业化、城镇化的基础上建设国家公园。中英两国都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面临的实际有部分相似性。

　　首先，与美国先实现土地国有再进行规划不同，英国国家公园内土地权属复杂多元，不是“非公即私”，大部分处“中间状态”，即土地为私有，但局部通行权可赎买。经多方相互妥协，英国国家公园在不改变土地权属的同时，通过立法规划，使国家有效控制土地使用方向，涉及的居民利益损失，从欧盟、国家层面给予补偿。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政策实施，至今已成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国家公园内的土地虽为全民和集体所有，但由几代农牧民承包、经营，因此同样需要管理土地、正确处理各方关系。2016年以来，钱江源、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集体林地保护“地役权”改革，土地承包权不变，居民按照国家公园的要求经营产业，并获得一定生态补偿，处理方式与英国类似。

　　其次，英国国家公园没有美国那样的广袤荒野、“处女地”，大部分是人造景观，多为“乡村公园”。全英15个国家公园中，累计常住居民约45万人，每个公园内既有本地居民工作生活，又有外来游客观光旅游。在管理上，注重繁荣社区，追求传统文化、经济活动和生态保护相协调，这一点也对我们有启发价值。

　　中新社记者：从传统自然保护区到国家公园，中国政府经历了怎样的探索与改革？与国际通行的分类体系相比，中国为何将国家公园作为保护等级最高的一类自然保护地？

　　马洪波：1956年，中国首个、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建立，改革开放以来蓬勃发展，到2018年总量达2750处。然而，大多数自然保护区在“抢救性保护”情况下成立，将一个完整生态系统中的各类自然资源分门别类管理，出台多种多样的自然保护地管理办法，造成交叉重叠，效能较低。

　　为将这种混乱、“碎片化”局面删繁就简、整合统一，从1996年起云南省就开始探索运用“国家公园”这种新方式，破解保护与发展难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由地方上升至国家。

　　2019年，中国政府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将所有自然保护地分成三类，国家公园是第一类、保护等级最高的自然保护地，针对自然景观最独特、生物多样性最富集、有全球价值的生态系统，实行最严格保护。

　　总结传统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的弊端，国家公园综合运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实行综合保护，践行“生命共同体”理念，根据整体布局由国家直接指导管理机构及人员，中央财政提供主要经费，同时实现资金保障多元化，真正将保护做实。

　　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最严格的保护，就是最科学的保护”？中国国家公园如何深化对“保护”的理解？

　　马洪波：最严格的保护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否则容易在实践中“走极端”。

　　比如20世纪80年代青藏高原草场退化，当时认为是过度放牧、鼠害所致，因此灭鼠、减畜、扎围栏。十几年后才发现，牛羊适度的踩踏和粪便，是草地保持生机的重要因素。而鼠兔也是高原生物链的重要一环。在不长树、只长草的源头区域，鸟类依靠鼠兔洞作为栖息地；这些洞还是“盛雨器”，能够涵养水源，携带传播种子，疏松土壤等。鼠兔参与加速了系统内能量的流通和物质循环。

　　青藏高原远比我们目前的认识复杂，像一本天书只打开了第一页。在尊重、保护、利用之前，先要敬畏自然。直白地讲，在没有真正认识、理解之前，最好不要人为干扰。建立国家公园目的亦如此：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原真，世代传承、持续探究，不以表象认知做出判断，轻易改变自然。

　　目前中国国家公园倡导的“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对长期以来分部门而治的认识深化，意识到生态系统“万物互联”的内部机理，从而进行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说中国建设的是“有人、有文化”的国家公园？

　　马洪波：中国的国家公园要保护生态、传承文化遗产，还肩负着生态扶贫、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任务。让原住居民成为生态管护的主体，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是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亮点。

　　例如，青藏高原是全球生态价值极高的地区，也是深度贫困地区。三江源国家公园中，原住居民身份转变为生态管护员参与保护，按照每月每人1800元人民币的标准获得收入，让牧民摆脱贫困。

　　同时，中国政府从2010年开始实行对口援青机制，不仅为三江源地区带来项目资金，更促进东西部地区人员交流互动，当地的官员、从业者、民众得以走出高原，开拓视野，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思想观念。

　　除了政策机制，市场力量也在充分发挥，传统生产方式正在转变，原住居民得以适度开展特许经营，在服务业发展中增收。例如澜沧江源昂赛大峡谷的雪豹观察节，黄河源头生态体验活动等，都是有益尝试。

　　保护生态未必需要移民搬迁，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培训改变人的理念和行为。我们在澜沧江源囊谦县白扎林场看到，岩羊经常跑进寺院觅食。岩羊是非常警觉的动物，但它知道人不会伤害它，说明人和自然万物能够和谐相处，只要心存善念。

　　三江源国家公园尊重保留当地传统文化崇尚的“自然保护、天人合一”理念，让牧民世代守望草场、雪山、河流，过上美好的公园生活。大自然不仅提供了生存所需的物质条件，也是我们幸福的重要来源，人类应重回天地间，实现“诗意地栖居”。(完)

　　受访者简介：

　　马洪波，中共青海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博士。1987年获陕西师范大学地理学学士学位，2002年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2006年获兰州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荣获青海省优秀专业技术人才、青海省优秀专家、青海省社会科学领域人才“小高地”领军人、青海省首届“昆仑英才”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等称号。2016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9年入选青海省“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杰出人才，2020年获聘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地理专业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