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三)之三：龙安志：西方社会对中国文明存在哪些误读？

　　中新社北京2月23日电 题：西方社会对中国文明存在哪些误读？

　　——专访美国作家、政治经济学家龙安志

　　中新社记者 吴旭

　　“当时海外媒体报道的总是十年前的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们在报六十年代，九十年代还在报道七八十年代。”美国作家龙安志(Laurence Brahm)回忆起40年前初到中国的感受时说，当时的中国与他此前了解的并不一样，那时就决定要努力把亲眼所见的中国记录下来。40年来，龙安志的“中国故事”涉猎很广，他到过很多地方，采访过很多人。在他看来，外国人写中国，终究要回到写这样一群人，写他们的制度、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文化。

　　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龙安志感慨于中国40年来的发展变迁，表示希望通过自己创作的“寻找中国”系列作品，将中国历史中沉淀的优秀传统文化传递给更多西方读者，打破文化藩篱，实现更好沟通。

　　以下是采访实录摘要：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东西方文化本质差异是什么？

　　龙安志：东西方的价值观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思维方式不同引起的。西方的思维方式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亚洲哲学则寻求非二元性。

　　西方社会中，都是关于对立、两极分化、排斥、驱逐和冲突的意识形态。在西方思想中，只有黑与白、对与错、好与坏、人与自然、他们与我们等等。这种二元性或者双重性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很多方面。

　　亚洲哲学寻求和谐、平衡和集体意识，并且深刻认识到人类不能战胜自然，只是作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存在。我们看到，在汉语文化中，有“阴”“阳”的概念。在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也都有这对概念。《三十六计》中说“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这些都试图解释事物间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作为一个统一体，相互联系、互动和协同。强调不要单方面判断和拒绝，要拥护和发展多边关系，寻求共识。

　　这些古老的亚洲哲学思想相互借鉴、融合，被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连接在一起，不仅为贸易服务，也为思想交流。然而，在现代社会，人们逐渐失去与哲学和价值观的联系，这些哲学和价值观在许多方面都比我们的现代成就更深奥复杂。现在，是时候找到我们的根源，让这些传统回归，因为它们可以指明未来的道路。

　　中新社记者：西方社会对中国文明存在哪些误读吗？

　　龙安志：在我早期创作的《寻找香格里拉》等作品中，我穿越了中国西部偏远地区，寻找中国尊重自然、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在快速发展的竞争中，因为很多在大城市里感受不到，所以我去了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寻找这些纯粹形式的价值。

　　今天，我看到中国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复兴，尤其在许多年轻人身上。就像如果根很深，那么任何风暴都不能吹倒一棵树。但如果树根很浅，这棵树在暴风雨中就很脆弱。同样，源远流长、传统的价值观在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恢复能力方面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要了解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就要看看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核心支柱。道家要求适应突发变化和自然之力，佛教思维意味着要同时看到过去、现在和未来，任何事物的实质取决于看待它的角度，从而将消极变为积极；儒家思想赋予了中国人应对任何情况和危机的组织能力，能够充分利用组织的宽度和广度来应对所有情况和危机。这是所有中国人“集体潜意识”中始终存在的三个方面，也是西方国家的人所没有的韧性。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中国的发展变化为东西方文明共存带来哪些挑战和机遇？

　　龙安志：我在中国生活的40多年中，中国为克服挑战进行了许多改革，制定了很多政策，我都观察并参与其中。面对危机或挑战，中国人民始终如一地团结合作，政府精心协调相关政策。经验一次次证明，中国领导人能以清晰理性的头脑应对危机。人民与政府协同合作、共克难关，似乎已深植于双方潜意识。

　　中文的“危机”一词包含两个汉字：“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中国历史上，这个国家和人民对每次危机和挑战都做出了回应。他们团结一心、共同应对，战胜了“危”。更重要的是，他们每次都转“危”为“机”，实现重建、增长和进一步发展。

　　过去四十年，中国面对消除贫困、促进教育和发展经济的艰巨挑战，取得空前成就。到今天，中国已完全消除绝对贫困，成为经济增长与国家发展的典范。中国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来应对污染和气候危机，已成为可再生能源和绿色金融的全球领导者。中国还重视智能化基础设施，借此实现商业互联互通，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已将许多发展中国家聚集在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中。

　　此外，还要特别提及政府快速应对危机的能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组织机构从基层延续到政府核心。这种政府组织体系强大而有韧性，它建立在中国人民的共同特征上，这些特征已成为其文化和应对危机的固有组成部分。这些文化因素使中国人民面对危机时具有韧性和反应能力，将每次危机转化为新机遇，此次新冠疫情也是如此。危机过后就是重建，中国将在各个层面进入医疗卫生改革、社区保健服务、技术研究发展的新时代。

　　中新社记者：您创作“寻找中国”系列作品记录了许多中国故事，在您看来，中美该怎样文明交流互鉴？

　　龙安志：中美关系似乎有一个古老的公式。1972年，“乒乓外交”开启了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大门，并为中美建交绘制了蓝图。在当时世界环境相当复杂的情况下，这是相当简单和直接的。一支美国乒乓运动队来了，同中国的乒乓球队比赛。一场关于体育的谈话开始了，随后是善意交流。

　　当今形势复杂多变，也许我们需要一种新形式的“乒乓外交”。毫无疑问，文化和体育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基础。比如每个人都喜欢李小龙或成龙的电影。综合格斗和终极格斗现在在美国非常流行，许多真正伟大拳击手的成长都来自武术传统。众所周知，综合格斗的概念始于李小龙，他选择并结合了不同传统，其在电影《龙争虎斗》中著名的打斗场景为综合格斗奠定了基础。

　　世界各地的人转向功夫和武术，不是为了打架，而是为中国文化精神，坚持不懈，坚韧不拔，尊重和和谐。在许多弱势群体和少数群体的心目中，功夫是正义和反抗不公的象征，蕴含了中国传统功夫所表达的价值观。

　　最近，我有幸担任《寻找功夫》纪录片的导演。这部电影探索了武术的起源，把我和电影团队带回到少林寺传说开始的地方。通过考察中国武术传统遗产，我们认识到，武术不在于战斗而在于奋斗，武术中有一些内在的重要价值观，包括坚韧、忠诚、尊重、与自然和谐共处、平衡、中道、务实、顺势而为、空和非暴力。重要的是，我认为武术不应被翻译成“武术”。“武”字由两部分组成，“止”(意为“停止”)和“戈”(意为“武器”)，因此，“武术”应被准确地翻译为“非暴力艺术”。

　　一切的核心是非暴力。发生冲突是不值得的，因为无人会从中受益。因此，如果美国真的坚持马丁·路德·金曾经主张的非暴力主义，那么通过功夫，中美之间应有很多东西可谈，可以开始积极的对话。如果美国国会议员每天早上都练习太极，可能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可以避免。一名武术家，既要接受打斗技巧的训练，又要接受文化方面的心理管理和情绪控制训练，他是最后一个挑起战斗的人，也是第一个避免战斗的人。

　　功夫体现出的文化价值应该被当作一种“共同价值”。希望这种精神能够为中美之间的对话提供帮助。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忠诚和尊重。不同国家和政党之间需要学会相互尊重，而不是在每个问题上都盲目对抗。防止误入歧途，陷入难以驾驭的极端，不仅适用于个人信念，同样适用于政治姿态。(完)

　　受访者简介：

　　龙安志(Laurence Brahm)，美国作家、政治经济学家、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龙安志在华生活工作40年，创作出版《大开放：美国人亲历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世纪》等30多部作品，由他导演的多部纪录片屡获国际殊荣。2019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第十五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得者。他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阐释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变革，描述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为世界各国思考、探索和平衡未来全球治理新模式提供了宝贵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