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年味中国”系列稿之三： “年夜饭”专属于汉文化圈吗？

　　中新社北京1月31日电 题：“年夜饭”专属于汉文化圈吗？

　　作者 徐雪莹

　　这边，酥烂的红烧猪蹄泛着晶亮光泽，那头，脆嫩的油焖大虾滋滋作响。几个饺子入口，年味循四面八方袭来。

　　岁尽除夕，年夜饭作为汉文化圈内盛大的节日仪典，承载着辞旧迎新、阖家团圆的祈愿与憧憬，彰显着中华文明慎始敬终的品格。

　　“年夜饭”是汉文化圈的专属印记吗？

　　不同国家与地区的饮食结构、饮食观念、文化蕴藉各有千秋，但以食为媒，寄托心愿，是中西共同的文化基因。

　　中国年夜饭注重谷、肉、蔬、果的搭配与平衡，尤其讲究烹调手法，民间有爆、烧、炒、溜、煮等“伙房28法”。

　　中国自古便是农业大国，自先秦始，就以谷物、植物类为主要饮食，肉食佐之。年夜饭是一年丰饶之集大成者，不论丰子恺《过年》里提到的赤豆糯米饭，还是老舍《北京的春节》中的腊八粥，抑或陈忠实家乡灞河腊月初五吃“五豆”，都俨然“小型的农业展览会”，民俗风情和文明脉络隐然其间。

　　一顿年夜饭，菜品的择取与命名便蕴藉深远。如饺子取“更岁交子”，鱼类取“年年有余”，生菜寓意“生财”，年夜饭传达出中国人对往昔收获的庆贺，及企盼来年顺风顺水的美好心愿。

　　有中国饮食文化史研究认为，中国年夜饭最早源于商周时期年终的丰收祭享。随后，这一习俗在精耕细作的小农社会里不断发展，春节拜年、送灶神、祭祖先等活动应运而生。泛神性与世俗性成为春节的重要特征。

　　西方圣诞大餐则以荤食为主，如香肠、牛排、火鸡、烤鹅等，佐以小菜点心。著名的菜式有英国烤火鸡、德国烤鹅、法国鹅肝、奥地利鲤鱼主菜等。

　　这与其秉承游牧民族、航海民族的文化基因有关。旧时欧洲、美洲等地以养殖、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形成动物性食物为主的营养摄取结构。相较于中餐繁复的烹饪流程，西餐更偏好烧、煎、烤、炸、焖等烹饪方法，与快节奏生活相匹配。

　　“治大国若烹小鲜”与“快餐文化”

　　在中国，“民以食为天”。“食”一贯被置于中华文明演进的聚光灯下，不仅和养生、社交、祭祖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关乎宗族兴旺、国家安定。

　　小到言语礼节，食的象征意义熔铸于日常词汇当中，如“家常便饭”“小菜一碟”“喝西北风”；大到治国为政，食成为善治善能的隐喻。《礼记·礼运》有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道德经》“治大国，若烹小鲜”用调味烹煮类比治国艺术，《汉书》“洪范八政，食为政首”将饮食列入治国要事。食的精神贯穿于中华文明发展的纲领与细节，为中国“民本”的理念提供了生动注解。

　　食在西方，其文化意义虽不似中国包罗万象，但同样渗透着古老智慧。西方圣诞缘起于古罗马人迎接新年的农神节，5世纪中叶后，教廷将其纳入基督教体系，纪念耶稣降生。因而西方平安夜的不少菜式有着宗教性的底色。传说烟熏火腿就源于圣诞老人从烟囱进屋，让火腿带上了烟熏味。西方习俗也体现了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如西班牙用独具巧思的仪式开启新年，随着新年钟声敲响，人们要连吃十二颗葡萄，祝福来年每月诸事顺利。

　　当代西方世界对于“食”不乏实用主义偏向的解读。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食物”置于人类最低需求层级，饮食不过是满足个体机能运转的基本生理需求。这一语境下，食的功能属性代替其文化属性，成为线性思维方式下行为主体的意义所在。诞生于美国的西式快餐，即作为“工具”的食的代表。食物的“色香味形”及符号价值让位于快速、方便、标准化的体验。“快餐文化”“速食主义”等概念亦由此衍生。这股潮流与传统中餐碰撞，孕育了现代中式快餐。

　　饮食差异带来的文化误读曾笼罩多数外国人。英国美食作家扶霞·邓洛普在《鱼翅与花椒》一书中提及，过去西方人对于中餐总是很“惊恐”，因为有鱼翅、海参等看起来像“橡胶”一样的食物。但邓洛普以自身经历说明，虽然中西食材佐料有异，但不应为对方贴上“他者”的污名化标签。品尝异域饮食，不仅于自身文化归属、身份认同无损，反能打破刻板印象，解除文化误读。

　　谈及美食，饺子汤圆自是正味，面包咖啡亦有其香。除夕大餐和圣诞盛宴虽发轫两端，形式各异，精神内核却不乏共鸣，显影出真诚、热烈的文明气质。东西各式色香融合互鉴，既丰富了全球饮食文化，也成为不同文明学习沟通的“开胃前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