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之五： 谢茂松：民本与天下，何以成为中华文明的底色？

　　中新社北京1月8日电 题：民本与天下，何以成为中华文明的底色？

　　——专访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谢茂松

　　作者 徐雪莹

　　从“敬德保民”到“民贵君轻”，“以民为本”思想贯穿中国政治史，影响着我们的文明气质与政治主张。中国传统“天下情怀”与民本思想有何关系？又如何形塑当代中国的“世界观”？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谢茂松认为，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培育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继而影响到国家政治秩序的架构。中国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其“可大可久之道”亦孕育于民本思想及天下意识中。

　　近日，谢茂松教授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兼论中西古今，深入剖析中国传统精神如何与政治文明交融互鉴。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以民为本”思想贯穿中国政治史，形成了“敬德保民”“民贵君轻”等诸多主张，这一思想文明渊源如何体现在古今政治实践里？

　　谢茂松：政治制度安排的背后是整个底层文明结构。

　　从文明史视野来看，孔子之后中国就开始进入了平民时代。虽然汉唐也有一些世家大族，但宋以下总体上贵族已经消亡。“以民为本”思想跟平民时代有深切关联。此时，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社会结构业已成熟。士大夫通过科举考试，从广大的农工商尤其是农民中产生，过去中国有“耕读传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说法。

　　由于作为国家治理精英的士大夫群体主要从农民转化而来，其往往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与这种社会结构相应的是“以民为本”的价值理念。

　　在过去的政治实践中，“以民为本”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政治道路上，士大夫治理国家以社会为优先；二是普通民众有道德自觉。明清时期，道德觉悟从士大夫群体扩展到普通民众。像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即主张，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致良知，都可以成为圣贤。

　　世界上其他社会并非如此。近代以前的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国王、领主、骑士都由世袭产生，文化掌握在基督教教士身上，农民、农奴居于下层。欧美普通人绝无可能成为上帝或圣贤。

　　中国道路从五千多年文明传统中走来，当下政治实践是对历史文明自然、连续的继承与创新。只有理解中国文明的特质与底层结构，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安排。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了历史上的民本主义，我们不仅深刻地理解“人”、相信人，还最大程度提升了人民的主体性地位，像“党管干部”“党管人才”“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原则都是其具体表现。

　　中新社记者：审视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现代史，是否存在从“英雄史观”到“群众史观”的转向？“英雄史观”是否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古代群众的历史作用？

　　谢茂松：“群众史观”与“英雄史观”具备一体共通性，应当结合为一体来看。真正的英雄豪杰尤其是大政治家往往能识人用人，最大程度调动广大民众的力量。

　　中国文明从尧、舜、禹、汤、文王尤其是西周“制礼作乐”的周公开始，历代盛世都会联系到政治家，像汉文帝、汉景帝与文景之治、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这并非是所谓个人的人治，而是说唐太宗等最高领导者作为大政治家，关键是能识人、用人。中央、朝廷有殚精竭虑为国谋的大臣团队来辅佐；地方官府则有循吏，即具有政治意识与高度执行力的地方官队伍来让中央决策落地；基层还有士绅乡贤。上下同心，最大地组织动员全国上下、四方民众，这才能创造盛世。

　　“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新视角，揭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正如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报告中说，“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旧中国的人民因一盘散沙而没有力量，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反帝反封建运动，一系列政治革命、军事革命、社会革命之后，才真正实现当家作主。中国革命带来的社会结构才是决定群众历史作用的关键因素。

　　英雄史观跟群众史观并非位于两极。中国虽然强调圣贤，但圣贤之为圣贤，在于“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唯有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无限潜能，才能激活英雄的力量。

　　中新社记者：古代中国先民素有敬天情怀，“心怀天下”更成为中华文明政治传统中的至高追求。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否与“天下情怀”存在关联？“天”“天下”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是否仍有所体现？

　　谢茂松：中国政治传统是士大夫的传统，所谓“士”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士大夫政治崇尚天下意识，例如我们非常熟悉的范仲淹讲的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而“天下情怀”构成了中华文明政治传统的一角。

　　天、君、臣、民这一循环秩序，则是士大夫官僚制度之上更为超越的政治秩序。君以民为本，但民也受天的制约，否则民就可能停留于纯粹功利主义。所以在民之上，一定还有更具超越性的“天”即天命、天理的存在。

　　今天，包括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在内的各种命运共同体成为新的“天”。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意识同中国传统天下观正相契合。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以社会优先，以全体人民利益为优先，同样跟中华文明的儒家等传统契合。

　　中国共产党则继承了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与政治德性，强调党纪严于国法、共产党员的修身及自我革命。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被广大民众接受，且得发扬光大，进而发展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跟我们的文明传统有深切关联。

　　中新社记者：“天下一家”“天下大同”等思想和传统精神如何影响当代中国的“世界观”？

　　谢茂松：中国关于“天下”的秩序有一个推广过程，由近及远、由内到外，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内亲其亲”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再扩展到爱人民、爱天下万物……中国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就在于始终秉持了这样一种家国天下一体以及政治与社会一体的有机的牢固共同体意识，这种意识贯通古今，成为中国文明的底层结构。

　　当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即为“天下大同”传统精神的当代写照，其彰显了中国传统的家国天下意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具体体现。天安门城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与“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体现了我们文明的抱负、胸襟，与中国“治国平天下”的精神遥相呼应。

　　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也是传统精神的延续。我们将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的理念扩展于全球化下的共赢共享，最终将超越西方那种“赢者通吃”的思维。

　　中新社记者：纵观东西方探索现代化途径的漫长历程，如何从“文明根性”的角度理解新中国的探索？

　　谢茂松：考古学家张光直将世界文明分为原生道路文明与次生道路文明，中国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西方文明则是一次次断裂的次生道路文明。中国作为唯一的原生道路文明，恰恰更具有普遍性，并能涵摄西方文明的普遍性，向世界提供了最为完整的文明发展样态。

　　中华文明向来有“君子成人之美”之大心量。我们提倡“君子以厚德载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其他文明平等、谦虚视之；同时，我们主张“君子以自强不息”“己欲达而达人”，独立自主发展自身，并带动其他国家发展。

　　新中国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明传统，把“厚德载物”与“自强不息”两种文明品性结合起来，走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道路。一方面，继承发展“以民为本”等思想主张，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另一方面，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对外学习，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以我为主学习苏联，改革开放后以我为主学习欧美，都为现代化探索带来了有益经验。

　　认识今天中国面向未来、面向下一个五百年的新文明的想象力，要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文明意义，突破简单地以政党——尤其是西方政党——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限制，要以文明来想象中国共产党。作为文明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本身也将形塑新文明，进而成为新文明。(完)

　　受访者简介：

　　谢茂松，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央党校文史部兼任教授，科技部新型举国体制战略研究专家，国务院国资委商业发展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香港《南华早报》中国专家组专家。

　　研究专长：经学，中国文明与哲学 ，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治术思维及实践；中国文明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治体制研究，中国文明与国家战略研究。著有《大臣之道：心性之学与理势合一》(中华书局，201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