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之四： 刘东：“天下大同”何以必然来自人类的“共通理性”？

　　中新社北京1月7日电 题：“天下大同”何以必然来自人类的“共通理性”？

　　——专访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敦和讲席教授、中西书院院长刘东

　　中新社记者 张量

　　当今世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百年大疫情，全球化浪潮遭遇困境，西方国家民族主义抬升，“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人类文明该往何处去？古老的东方文明能否成为当今世界性困境的解药？中国在追寻文明之根的过程中应当怎样“激活传统”“返本开新”，并让世界理解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下大同”等重要的社会理想和世界观？

　　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敦和讲席教授、中西书院院长刘东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从中华文明根性的视角来看，您认为影响今天中国形成世界观的重要思想有哪些？

　　刘东：从人类“共通理性”的立场来看。当孔子早在遥远的“轴心时代”，就讲出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从认识论方面意味着，他要在“不语怪力乱神”的基础上，重新给出一个更可信的“人生解决方案”。而这自然也就意味着，其实孔子的思想是“认识本位”的。

　　作为一种从“认识本位”出发的文明，中华文明之最大的挑战性，还是在于它曾以活泼泼的长期存在，雄辩地向世界各大文明证明：如果不考虑“路径依赖”的殊别问题，也就是说，不考虑其他文明的转型难度，那么，一个没有教会的世俗世界，不仅是有可能独立存在的，而且是有可能达到高度水准的。由此，如果当今那几个模范的北欧国家，是属于“没有上帝的社会”，或者“自足的世俗社会”，那么曾经“造极于赵宋”的中华文明，也同样属于古代社会中的模范。事实上，美国汉学家包华石之所以在其《西中有东》一书中，回顾到中国对于西方的启蒙，也正是因为当年的伏尔泰，曾经敏锐地借助于中国事实，而意识到只需要唤醒他们的理性，人类就不光能做到“无宗教而有道德”，还能进而做到“无宗教而有快乐”。

　　如果从孔子的思想立场来看，我们的“理性”和我们的“人生观”，并不像人们曾经虚妄认定的，特别是在“科玄论战”以后误以为的，完全属于“风马牛不相及”的，相反倒应当是密切相连、彼此相通的。

　　中新社记者：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思想对中国人影响至深。在您看来，中国的“天下大同”思想能否与西方文明产生对话，并高度化合出新的文明成果？

　　刘东：中国的儒者对于“天下大同”，怀有着始终如一的、甚至九死不悔的热情。事实上，也不光是在《礼记·礼运》中，曾经以向后回溯的特殊形式，也即所谓“三代”的黄金岁月，畅想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即使受到了现代西方的剧烈冲击，而被迫接受了“民族国家”的框架，康有为还是在书中暗自向往着“大同之世，天下为公”，孙中山更是把“天下为公”的牌匾，写到了每一个华人社区的街口。另外，我最近又调回了浙江大学，再次读到马一浮的《浙大校歌》，而让我不由感到震动的是，他在烽火连天、颠沛流离的抗战初期，不仅要以“大不自多，海纳江河，唯学无际，际于天地”来起始，还更以“尚亨于野，无吝于宗，树我邦国，天下来同”来结句。这种既宽和又广大、既包容又自信的态度，最能反映出儒者的一贯情怀。

　　然而又不得不提醒，如果真想去追求“天下大同”，那么从“共通理性”的角度来看，就应尽快整理和清点自己的家藏，包括清点以“儒家”为名的后世学派。事实上，验之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先秦以后的那几波儒学的“高峰”，尽管也曾做出过历史贡献，却在“理性自觉”方面远远不及孔子。如果不能悟到这中间的区别，还是要沿着宋明理学“接着讲”，那就并非在宣讲孔子本人的学说，而只是受着道教、佛教或基督教的沾染，去复述一种完全过时的形而上学，一旦走出国门就会贻笑大方。

　　另外还需要提醒的是，尽管儒家出于匡时救民的热忱，也一直高悬起“天下大同”的目标，不过，还是本着它自身的“有限理性主义”，儒学对于它寄望于以此校正的历史，却绝不会采取末世论的、“最终审判”的态度，绝不会非理性地想要“毕其功于一役”，绝不会去打造“地上的千年王国”；相反，它即使要借助于心中的价值理念，来修正充满讹误与偏离的历史，也只会将其看成缓慢的渐进过程。正因为这样，当子张询问“十世可知也？”的时候，孔子才会回答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也正因为这样，虽说在前边提到过的《礼运篇》中，也曾在憧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状态，可是一旦谈及现存的状态，孔子却并未奢望去催熟“天下大同”，倒毋宁是宽广包容的“和而不同”，由此他才会在“修己”与“待人”的区分中，为后者树立多元宽容的标准，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形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是一代人的使命。如何让世界读懂中华文明根性中的“天下大同”，是今天中国亟待破解的问题，您有何见解？

　　刘东：相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天下大同”观念，盛行于当代的毋宁是“民族主义”。当然，即使这种被迫变得偏狭的思潮，也自有它迫在眉睫的存在理由。最为关键的是，在当年“国将不国”的危急情势下，它能集聚起全体国民的意志力，正如我们在《国歌》中悲壮唱到的，“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也正因为这样，只需稍微回顾一下近现代的历史，就足以发现“民族主义”的力量所在。比如，由于在清朝末年尚没有“民族主义”，整个民族竟败给了区区几艘英国炮舰；而到日寇侵华时则开始有了“民族主义”，于是总算可以开展“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了……甚至于到了后来的和平岁月，这种“民族主义”也并非一无是处，正如我针对克雷格·卡洪的文章，在《中国学术》杂志卷首语中指出的：“很少有人注意到，当前民族国家间的普遍斗争，实乃少数几种反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可行方式之一。缘此便应看到，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相互建构、而非相互对立的。”

　　与此同时又应当看到，这种“以民族为本位”的现代思想，毕竟是有悖于“天下大同”的古代理想。正因为这样，即使当年被迫接受“民族主义”，梁启超在内心深处，也没有忘记这样的“退一步”，仍然是为了“进两步”。他为此而在《欧游心影录》中写道：“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这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将来各国的趋势，都是如此。我们提倡这主义的作用，也是为此。”日本学者中村哲夫就针对梁启超的这段话感慨道：“在我们日本人中，很难看到梁启超同时代，或者即使是现在，像梁启超那样，以王道心性的人文精神为基石，为通向大同共生的深谋远虑。远方，对日本人来说，依然很遥远。”因此，无论如何都应当认识到，“民族主义”毕竟是一种有限的立场，从而也就只能使大家获得有限的眼界，由此也就会让原本秉有理性的人们，越来越陷身于彼此猜忌的“囚徒困境”中，以致在日益迫近的各种全球性危机中，越来越难以摆脱核战争的阴影，越来越难以克服环境与气候的危机。

　　由此可见，真正具有根基的文化自信，就只有返回到先秦时代的孔子，从而在“共通理性”的前提之下，再次看到“天下大同”的理想，看到“万国之上，仍有人类在”。而若是在我们自己的眼界中，只存在着这种人、那种人，却偏偏不存在人类本身，那么晚期智人这个物种，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就终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完)

　　受访者简介：

　　刘东，1955年生，曾先后任职于浙大、南大、中国社科院、北大、清华，讲学足迹遍及亚、美、欧等各洲，现为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敦和讲席教授、中西书院院长。创办并主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及《中国学术》杂志。代表著作有《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悲剧的文化解析：从古代希腊到现代中国》《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国学的当代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