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题：实事求是思想何以成为“两个结合”的范例？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房宁

　　中新社记者 安英昭

　　编者按：

　　中国共产党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日前全文发布。决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

　　中新社“东西问”专栏今起推出特别策划，独家专访多位知名学者，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根性，以期向海内外读者提供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多元视角。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日前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回顾中共百年党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堪称“两个结合”的典范。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房宁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实事求是的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国历史每发展到关键节点，这一思想往往就得以升华。在中华文明走向复兴的今天，中国人再次站在人类文明探索的前沿，未来中国要与世界一起解决未知的难题，还需要继续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思想。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从《汉书·河间献王传》最早记载，到岳麓书院匾额长悬，再到明清“实学”盛行一时，实事求是何以成为中国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

　　房宁：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当代，实事求是作为一种认识论上的哲学思想、一种政治哲学，确实是很独特的，其在政治实践、国家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可以说是一种很独特的“中国现象”。

　　回顾历史，实事求是在中国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

　　最初，实事求是属于一种学术思想，是古人在考据学、训诂学中提出的一种方法。汉初，汉景帝之子、武帝之兄刘德潜心于古文献整理与考据，《汉书·河间献王传》以“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来评价其治学严谨，学界一般视之为“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处。

　　南宋时期，国事艰难，以胡安国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强调学术要“康济时艰”，这种务实学风后来在湖湘文化的殿堂——岳麓书院得以发扬光大。晚清时国家再次面临巨大危机，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继承了这种学风，将实事求是与朱熹主张的“即物穷理”、王夫之提出的“即事穷理”结合起来，作为经纶世事、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和途径，使实事求是从学术方法上升到认识论的哲学思想层次。1885年，湖南巡抚卞宝第在为《湖南通志》作序时写下“实事求是之心不敢不勉”。曾国藩长子、近代外交家曾纪泽提出要学习“海国人士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之学”，在方法论层面进一步丰富了实事求是的内涵。

　　辛亥革命后，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将“实事求是”题写为校训。该校建于岳麓书院旧址，青年毛泽东授业于杨昌济时曾两度寄读于此，深受湖湘文化影响。后来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将实事求是上升到政治哲学的高度，并将“实事求是”定为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一个成语、两个校训也传为美谈。

　　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实践中，实事求是往往在遭遇民族危难、社会危机的关键时刻得以升华，并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的精华。

　　中新社记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历史阶段，实事求是思想是如何体现的？

　　房宁：中共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确立是漫长的。1930年，毛泽东在江西苏区发表《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名言，并提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查，一味盲目执行”，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可见早在那时，毛泽东已经把“从实际出发”同党的思想路线联系起来。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一般认为，这是毛泽东首次公开提出“实事求是”。当时抗日战争已全面打响，经历了挫折失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血和泪中明白了这个道理，必须反对和摆脱教条主义，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

　　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时，对“实事求是”做了理论概括：“‘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此后，实事求是思想不断发展和发扬光大，成为中共长期坚持的思想路线。

　　改革开放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恢复确立和进一步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再次起到关键性作用。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强调“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上的充分准备。

　　邓小平讲实事求是有两个特点，一是承认落后，一是坚持原则。他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中承认落后需要极大的勇气，但这才是实事求是思想的精髓。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同时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特点正是“实事求是”与“远见卓识”相结合的体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政治逻辑的起点。

　　如今，中共和中国人民开始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为什么要坚持实事求是、怎样坚持实事求是等问题作出深刻论述。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再次开创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新境界。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实事求是也必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中新社记者：西方哲学思想和政治实践中，是否存在类似实事求是的主张？实践唯物主义为何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

　　房宁：西方哲学中比较接近实事求是思想的，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西方也有朴素唯物主义的传统，但在马克思之前，完全没有近似“实事求是”的理论化概括。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应该说这句话中蕴含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这句话也被认为是实践唯物主义思想的一个起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人的思维是第二性的，人的思维能否反映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和客观真理性是需要实践的，这显然同“实事求是”的含义是一致的。马克思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又提出了“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主张。不同于西方的旧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具有“实践”本体的意思，从而能够更积极地引导人们去改变世界。

　　中新社记者：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应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文明层面看，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世界意义？

　　房宁：对中国历代有关实事求是的思想梳理，使文脉传承，这本身就是对“第二个结合”的一种践行。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实事求是得出的重大判断。为什么不平衡、不充分？这不是当代中国才有的问题。早在1935年，胡焕庸先生提出的“瑷珲—腾冲线”概念就揭示了中国人口和自然资源分布不平衡的客观现实。历史上从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到历代执政者开凿运河、疏通漕运，再到中华文明的“大一统”传统都是在应对这种不平衡。这些历史传统又成为今天中国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资源。通过“两个结合”的方法论去解决中国实际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才是现实意义的真正所在。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至今的国家，富有人类文明中的优秀基因，中华民族经历和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曾经遇到过的各种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华文明从历史中走了出来，而未湮没在历史之中。中华民族一路发展至今，她解决的不是个别问题，而是制度层面、文明层级的复杂问题，因此其借鉴价值是具有世界性的。

　　中国在从农业文明发展为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尚有西方工业化的经验可循。如今中国已经走到世界文明的前沿，特别是在实现了工业化、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之后，其面临的许多新情况和新矛盾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再无成功案例可以参考。在中华文明走向复兴的今天，中国人再次站在人类文明探索的前沿，未来中国要与世界一起解决未知的难题，因此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更需要继续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思想。(完)

　　受访者简介：

　　房宁，政治学家，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原党委书记、研究员。现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副会长。长期从事政治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多次参加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要调研和理论文章写作工作。2010年9月，为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讲解《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2013年4月，为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5次集体学习讲解《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 房宁倡导“向实求学”、用脚底板做学问。2017年曾徒步全程考察京杭大运河，2021年开始实地考察“瑷珲腾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