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韩星：何者将影响塑造世界文明新秩序？

　　中新社郑州12月8日电 题：何者将影响塑造世界文明新秩序？

　　作者 韩星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国际儒联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

　　当今中国和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何者将影响塑造世界文明新秩序，是关乎中国与世界未来的重大现实问题。我认为文明对话、中西互鉴对塑造世界文明新秩序具有重大意义。

　　世界文明的基本特征是多元性。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将世界文明分为8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则把世界文明分为26种之多。

　　全球化使世界多元文明接触联系不断增强，多元文明如何相处？对话还是冲突？合作还是对抗？这已成为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一些西方学者仍有很深的西方中心主义情结和二元对抗思维模式。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世界分裂主要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西方文明要与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发生冲突。

　　近代以来发源于欧洲的西方文明扩张到全球，促进人类社会迈入现代文明社会。但由于种种原因，西方文明没有解决好多元文明如何和平相处、共生共长的问题。20世纪发生了以西方世界为主的两次世界大战，造成史无前例的灾难。后虽再未发生世界大战，但规模不同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频发，和平仍是人类的渴望和理想。

　　进入21世纪，全球化步伐加快，“地球村”多元文明接触增多，冲突频繁，人类社会正面临一场新的文明秩序危机。如何走出当前混乱纷争局面，塑造世界文明新秩序？

　　中西方很多有识之士都提出以“文明对话”代替“文明冲突”，并通过组织文明之间不同层次的对话活动付诸实践。1993年世界宗教大会在美国芝加哥举行，世界各大宗教领袖试图通过对话寻找一种得到人们普遍高度认同的伦理原则和伦理行为规范，最后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金规则”。1998年联合国宣布2001年为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2001年11月9日第56/6号决议通过《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强调所有文明均须颂扬人类的大同与多异，并通过与其他文明的对话丰富与发展自己，同时强调尽管存在着不容忍和侵略等障碍，各文明之间历来有着建设性的交流。

　　自2012年始，联合国将文明对话列入重要使命，并在相应场合不断推动。每一种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宝库的瑰宝。不同文明之间应相互尊重、和而不同，在历史的启迪和现实的昭示中，以多元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和谐共生超越文明冲突，以交融共享超越文明隔阂，摒弃文明冲突论，探讨文明的自我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多元文明之间的和谐共生之道。

　　文明对话关乎继续全球化还是倒退到各自为政、乃至闭关锁国的状态。目前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挑战越来越严峻，需要全球大大小小的国家一起探讨、共同应对。

　　当今具有世界性的文明共同体主要是“四大文明圈”，即西方基督教文明圈、中东伊斯兰文明圈、南亚印度文明圈和东亚中华文明圈，其中能影响世界的还是中西或称东西文明。东西方文明如何交流互鉴？西方人汤因比和东方人池田大作树立了榜样。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两人断断续续进行近两年的漫谈式对话，主题是人类在21世纪的未来。他们抛开隔阂、狭隘和偏见，在超越文明藩篱、思想自由的氛围中以高屋建瓴气派全景式地探索世界文明发展趋势。在对话中，汤因比认为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永恒的新文化。他还表露了对21世纪中华文明的无限期望，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东亚，而中国文明将向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以文化形态绵延不断的伟大文明。历史上有国家兴亡、朝代更迭，但文化中国不但没有灭亡，还从尧舜时期的晋南不断扩展到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甚至超出中国本土，从隋唐时期完成了包括朝鲜、日本、越南在内的东亚“中华文化圈”的构造。直到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进入东亚，才改变了这种以中国本土为中心、以中华文化为轴心的东亚文明格局。

　　中华文明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能够在开放中吸收异质文明、在包容中消化异质文明、在交流互鉴中更新发展。纵观中华文明发展历程，虽有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之时，但总体上呈现开放态势，在历史上不断向外学习。

　　东西文明交流互鉴具有悠久历史。古希腊著名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提到“东方是一切文化和一切智慧的摇篮”，《圣经·旧约》有记载“这些从秦国来……”，证明秦文化这时已传到西方。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到中亚地区，还未能直接接触到希腊。东汉班超出使西域曾派甘英寻访罗马帝国。唐代景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传入中国。从元代开始，中西文明直接接触更多，欧洲传教士和商人将欧洲历史文化介绍到中国，同时将中国历史文化传播到西方，《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西方认识中国古老文明的一扇窗。

　　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进入中国，架起中西思想、科学、文化交流的桥梁，实现了“西学东渐”与“中学西渐”的双向互动：一方面西学东渐，引起一些中国士大夫学习西方的热情；另一方面他们向欧洲介绍“中学”，将大量中国历史文化典籍翻译成拉丁文等，还撰写介绍中国的著述并在欧洲出版发行。“中学西渐”在17-18世纪的欧洲形成“中国热”，莱布尼兹、伏尔泰、魁奈等启蒙思想家认真研读传教士中国思想文化资料，从中吸取养料，为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提供了道德智慧。

　　利玛窦之后的传教士与中国发生“礼仪之争”，中西文化交流一度中断。近代中国遭遇西方坚船利炮的侵略，中国人在屈辱中有感于自身文明的落伍，认识到中华文明如果不与西方等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就会亡国灭种。这种危机感是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发生的重要动因，并由此开始更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步履艰难地迈向现代化。

　　改革开放40年来，在经济、科技、国防等初步现代化之后，中华文明开始迈向整体复兴的历史征程，在继续学习、吸纳、消化西方文明的同时注意反思西方文明弊端，注重调整文明发展道路和方向，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重新在中华文明中研究、阐释与其他文明的共通性，发掘对塑造人类文明新秩序具有普遍性的思想资源。

　　西方也应认识到，中国学习西方并不意味着要变成西方，不变成西方也不意味着要威胁西方。面对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始终敞开着对话交流的大门。西方文明只有与中华文明交流互鉴，才能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生长出中西合璧的文明之花来。中华文明复兴不是为了取代西方文明、主宰世界，而是要在中西方文明互融互鉴基础上吸取西方文明优长，发挥自身潜能，促进世界文明新秩序的塑造。(完)

　　作者简介：

　　韩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国际儒联理事，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兼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