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独家|董耀会：万里长城，何以成为世界语境的中国符号？

　　中新社北京9月17日电 题：万里长城，何以成为世界语境的中国符号？

　　——专访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

　　中新社记者 杜燕 陈杭

　　提到长城，人们便会想到中国。上下两千年、纵横数万里的中国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上世纪80年代，董耀会决心“在长城上留下人类的第一行完整足迹”。筹备两年后，他和2名同伴于1984年从山海关出发，徒步至嘉峪关，508天的行程最终结集成以“华夏子”署名的《明长城考实》一书。时至今日，他仍未停下探索长城的脚步。现任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的他，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阐释了长城缘何成为中国的代名词，成为世界语境的中国符号。

　　为什么付出巨大艰辛修建万里长城？

　　“世界有一座中国的长城。”美国著名旅行家威廉·埃德加·盖洛在1909年出版的《中国长城》一书中写道：“建造长城时还没有蒸汽机驱动的机械，但根据格兰特将军估算，其工程量相当于建设美国全部的铁路、运河，以及几乎所有的城市”，“我们对于中国的无知，几乎与那块国土同样的庞大。”

　　那么，古代中国为什么要付出巨大艰辛修建长城这样浩大的工程？行走长城30余年的董耀会介绍，因为长城区域是农牧交错区，长期以来这里形成了一个边疆社会，长城所保障的是该区域的安全。

　　历史文献记载，长城最早修建于公元前7世纪。考古证明，至少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就已有长城。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和兼并战争中，长城的修建满足了各诸侯国自身安全和发展的需要。这个时期，诸侯国修筑长城，借助高大的墙体互相防御、寻求力量平衡或构建彼此间的交往秩序。春秋时期，只有楚国和齐国分别修建了长城；到战国时期，战国七雄均修建了互相防御的长城，有些较小的诸侯国也修建长城，如中山国修建防御赵国的长城。

　　公元前4世纪，燕、赵、秦等诸侯国开始在其北方农牧交错地带修建长城防御游牧民族。此后的秦、汉、隋、明等中原王朝及北魏、北齐、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为防御北方游牧政权，也均修筑起规模不等的长城。在此期间，修建长城的目的，由诸侯国间的互相防御，转变为一项调整农耕政权与游牧政权冲突、维护长城内外社会经济秩序的措施。

　　“有了长城，战争数量、战争规模都大幅减少。”董耀会指出，严格地讲，长城沿线绝大部分地方都没有打过仗，即便是打过仗的地方，绝大部分时间也是不打仗的。长城是预防战争的手段。

　　随着文明碰撞、战争纷生、民族迁徙和疆域改变，长城的军事价值日渐式微。董耀会强调，长城作为一个军事防御工程，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构建了农耕与游牧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类型，构建了以这两种经济类型为生产生活手段的民族，以及在此民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之间的秩序。

　　为什么长城内外同是故乡？

　　有人提出，作为一个封闭、保守的象征，长城怎么能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每每碰到这样的问题，董耀会总是“有问必答”。

　　在董耀会看来，长城是具有封闭性的事物，构建一条万里长城就是要把长城内和长城外隔离开来。毫无疑问，这确是长城封闭性的体现。

　　但修建长城只是为把长城内外隔开吗？董耀会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他指出，形式上，长城似乎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有一条有形的建筑实体作为防御线。但实际上，长城还有其开放性的一面，这就是长城内外的联系。作为一项防御体系，长城的对内开放性体现在与周围环境，如地形、耕地、水源及前方、后方构成联系；对外开放性则通过千万座联通长城内外的关隘体现，它将农耕和游牧地区紧密联系起来。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这个象征虽然是今人赋予长城的现代意义，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长城的历史文化价值。董耀会谈到，从古至今，中国始终有两大特点，一是人口众多，二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多元”指的是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各民族所具有并保持的个性和特色，包括各民族在地域、语言、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多样性和表现形式上的特殊性。“一体”指的是各民族在共同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形成统一的民族共同体。

　　董耀会指出，长城增加了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华北地区的农耕民族进行南侵掳掠的战争成本，且在不打仗的日子，长城的关隘就成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互市贸易的通道。中原地区的百姓以丝绸、茶叶、盐巴换取皮毛、牛羊，而北方民族也通过边贸换取粮食、铁器、珠宝，“茶马互市”就成为两个不同地域、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互利互助、共存发展的机制，实际上就是双方在长城地区进行的贸易交流和文化融合，所以说长城是中华民族融合的纽带，“长城内外是故乡”。

资料图：7月2日，雨后清晨，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金山岭长城景区，出现壮观云海景观。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为什么对中国长城的修建持续千年？

　　在世界上，长城作为一项军事防御工事，中外皆有之。

　　中国秦汉修建和使用长城之后，欧洲也修建了长城，即罗马帝国统治不列颠时所建造的“哈德良长城”。

　　中国秦汉长城气势宏伟，罗马帝国的哈德良长城也颇具规模(约120公里)。1987年，中国长城和哈德良长城共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随后，英国的安东尼长城、德国的上日耳曼—雷蒂安边墙相继于2005、2008年被列入哈德良长城的扩增部分，三者共同组成罗马帝国的边界。

　　中国和罗马帝国的长城有何异同？董耀会谈到，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与秦汉王朝都处于相对统一的政权强大时期，面对文化和种族冲突，两者不约而同以修建长城的方式来加强边疆地区防御，体现了人类共同的智慧。

　　为什么中国持续两千多年不断地修筑长城？董耀会分析，这与中国古代经济和社会基础始终是稳定性很强的农耕经济有关。从部族到诸侯，从诸侯到天下一统，中国社会形态始终在不断分裂与统一的过程中交替进行。统一是中国历史上强大政权的强烈追求，也是中国人历来具有的独特心理意识。而当时罗马帝国对外省份的统治，主要是通过地方军阀家族以及那些表示臣服的当地政治势力来实现。这一点与中国王朝对疆域内的地方政权实行郡县制的管理不一样。罗马帝国分裂成欧洲众国，自然不再有修建长城的需要。而在不断发展中追求统一的中国王朝，则在实行较大范围内的统一之后，仍有继续修建和使用长城的需要，中华文明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得以传承和发展。

　　董耀会称，在世界历史中，虽然一些国家也修建了与长城类似的防御工程，但其规模、质量、功能和系统性均无法与中国长城相比，作为一座历史的实物丰碑，中国长城见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沧桑和变迁。

　　为什么要把长城建得如此坚固？

　　位于北京的八达岭长城，是万里长城的精华之一，不仅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军事关隘，也是首都重要屏障。1954年以来，八达岭长城先后接待了500多位各国元首、政府首脑以及世界名流，成为中国政府重要的国事礼宾场所。

　　董耀会曾陪同许多外国政要参观、游览长城。当被问及为什么要把长城建得如此坚固，董耀会总说：“这反映的是中国古代长城修建者世世代代都不想打仗的愿望。和平，是长城内外各民族的共同追求。”

　　“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董耀会以中国的“中”字形容长城内外的关系：如果把“中”的中间一竖理解为长城，左边为长城之外，右边为长城之内，这反映出三层意思：第一层，长城内、外是相对独立存在的；第二层，长城内、外紧密联系且相互依赖，这决定了需要通过构建秩序来规范彼此行为和维持和平状态；第三层，长城内、外是一个整体。如今日世界，每个国家都是独立个体，每一个体都有自己的利益。除此，还应有符合世界各国整体的共同利益，即构建秩序。

　　在董耀会看来，利益平衡过程中只讲“和为贵”不行，还要讲“有备无患”。长城的修建正是为“和为贵”而做的“有备无患”，正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稳定、和平的世界格局是人类共同的愿望。”董耀会指出，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今，世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各国之间相互合作，成为人类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发展的追求。长城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即在多元利益平衡的基础上找到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路径，是人类智慧和文明的体现。(完)

　　受访者简介：

　　董耀会现任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著名长城专家。主持完成国家“十二五”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中国长城志》，这是国内关于长城的第一套大型文献。主持完成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发展专项规化。著有《明长城考实》《长城：追问与共鸣》《长城文化经济带建设研究》等专著十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