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焦若愚

　　本刊记者/宋春丹

　　发于2020.2.24总第936期《中国新闻周刊》

　　2020年1月1日，北京市原市长、原中顾委委员焦若愚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

　　与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所不同的是，焦若愚的寿命和政治生涯可谓极长，而关于他的文字记载可谓极少。

　　他从不著书立说，一生没有出版任何一本自传或传记。对党史办和媒体的采访请求，他几乎一概谢绝。子女们多次要他口述历史，他一直拒绝。从上世纪80年代初担任北京市市长时，他就与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约法三章”：家属和工作人员不得参加与他相关的社会活动，不得接受采访，因此身边人员也没有留下关于他的文字。

　　他唯独愿意的，是接待老战友的子女，讲历史给他们听。直到晚年，为牺牲战友建造烈士纪念林，仍然是他最挂念的事。

　　从第一届人大代表到党的十九大代表

　　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时，焦若愚以92岁高龄出席，成为十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十八大时，焦若愚再次成为最年长的代表。22岁的女子蝶泳世界冠军焦刘洋是年龄最小的代表，她特意赶到北京代表团驻地，看望刚过97岁生日的焦若愚。焦若愚笑着说：“小焦你好，我也姓焦。”

　　他在会场写下寄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专门嘱人做了一些木质碑林模型，送给前来参会的十八大代表，让他们带回全国各地，牢记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

　　2017年，102岁高龄的焦若愚当选十九大代表。1936年入党的他，这一年党龄已经81年了。

　　焦若愚第一次作为代表参加的全国会议，是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他感叹，那是一个何等令人振奋的盛会啊！当时大会组织代表乘火车参观官厅水库。他回忆：“那时看官厅水库感觉十分壮观，水库大坝建于两山之间，将永定河拦腰截断，我们看了很受鼓舞。”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而他所主政的沈阳，正是“一五”计划的重镇，当时的共和国工业“长子”。

　　1952年12月，时年37岁的焦若愚出任沈阳市市长，1954年8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又担任了中共沈阳市委第一书记。

　　“一五”计划中，苏联帮助中国兴建的156项工程仅辽宁省就占24项，而沈阳市有6项之多，特别是拥有这156项里最尖端的两个航空工业项目：新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修理及制造厂——国营111厂和喷气式歼击机制造厂——国营112厂。

　　焦若愚多次接待和陪同中央领导考察。1958年2月，陪同毛泽东视察沈阳松陵机械厂(即112厂)；1959年5月，陪同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视察沈阳松陵机械厂；1960年5月，陪同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出席中捷友谊厂命名典礼大会；1960年8月，陪同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视察沈阳松陵机械厂。

　　一直到1965年8月调离，焦若愚在沈阳生活工作了20年，是任职时间最长的沈阳市委书记。在他主政时期，沈阳创造了众多的共和国第一。

　　1990年岳歧峰从河北调任辽宁省省长，曾去拜会焦若愚，焦若愚对他说：“你这次闯关东，贵在一个‘闯’字，闯好了，闯出一条路；闯不好，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焦若愚晚年深居简出，很少见客，但每年都会接待从沈阳来探望的客人。2018年8月28日上午，沈阳解放70周年前夕，来自沈阳市政协和《沈阳日报》的客人到北京拜访他。他翻看着沈阳专门为他出的画册《沈阳二十年》，爱不释手。

　　“这是建国初期沈阳变压器厂生产的巨型变压器，这是建国初期沈阳水泵厂生产的‘水泵之王’……”听着介绍，他用手指轻触这些图片，静默良久。

　　焦若愚担任抗日民主政府河北省宛平县县长时留影，时年23岁。

　　出使朝鲜、秘鲁和伊朗

　　1965年8月，焦若愚调离沈阳，12月出任中国驻朝鲜大使，开始了十多年的外交生涯。

　　他在朝鲜期间的翻译、上世纪90年代曾担任中国驻韩国大使的张庭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焦若愚朴实乐观，很体谅下属，中国驻朝使馆的院子很大，他会和大家一起扫院子除雪。期间，他与金日成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

　　1966年10月26日，焦若愚应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没有再返任。1972年，他受命出使秘鲁，成为第一任中国驻秘鲁大使。

　　1977年4月，外交部波斯语翻译华黎明接到了去伊朗的工作邀请，邀请他的是即将赴任的中国驻伊朗大使焦若愚。那时，华黎明对焦若愚久闻其名，知道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

　　华黎明提出希望将在中国驻缅甸使馆做翻译的妻子也调到伊朗，结束长期两地分居，焦若愚很爽快地答应帮忙。在焦若愚的努力下，缅甸使馆终于放人。

　　华黎明90年代担任了中国驻伊朗大使，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70年代中国和伊朗的关系正处巅峰时期，伊朗高级领导人来华都由周恩来亲自接见，中国驻伊朗大使也要派地位高、声望重的人担任。尼克松访华后，中国的外交政策逐步形成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即推动东起美国西至西欧的国家结成制约抗衡苏联的统一战线，伊朗位于这“一条线”的中间点，是重要环节，中央对伊朗工作很重视。焦若愚全力以赴，贯彻党的外交政策，交了很多朋友，从国王到政要，伊朗上层工作都做得很到位。

　　华黎明说，焦若愚原则性很强，但具体工作很放手，都交给政务参赞等人去办，上下关系处理得很好。

　　1978年，伊朗爆发了全国性的反巴列维国王的运动，中伊关系面临严峻考验。

　　3月21日是波斯新年，每年这一天，伊朗王宫中都要举行隆重的团拜仪式。各国驻伊朗使节要排队与国王和王后握手。根据国际礼宾规则，排队次序是按照该位大使递交国书的先后，美国驻伊朗大使沙利文和焦若愚正好并肩排列。等候时，两人聊起天来，华黎明站在焦若愚身后为两人翻译。

　　巴列维国王从远处走来时，沙利文突然对焦若愚说：“这个国家缺少领袖。”焦若愚很惊讶，以为华黎明翻译错了，问他：“是不是指的这个人(巴列维国王)？”他说：“是的。”华黎明说，这说明美国人此时已经开始对巴列维丧失信心了。

　　沙利文常和焦若愚聊天，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焦若愚开了一句玩笑：“美国弄丢了阿富汗。”沙利文很尴尬。

　　1978年，华国锋将上任后的第一次出访选在了关系密切的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当时中国领导人出访乘坐的专机是波音707客机，飞欧洲途中必须降落加油。德黑兰位于航线中点，考虑到伊朗在中国外交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专机往返都在德黑兰停降，并在回程时作正式访问。

　　1978年8月，华国锋访问南斯拉夫期间，伊朗局势严重恶化，巴列维国王被迫更换首相，改组内阁。华国锋从南斯拉夫直接发电报给焦若愚，就是否按照原定计划访问伊朗征求他的意见。

　　华黎明说，那时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拨乱反正正在进行。远在伊朗的焦若愚和其他外交官都对伊朗的形势很迷茫，看不清巴列维政权是否还能站住脚。焦若愚会同提前抵达伊朗的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和西亚北非司司长周觉连夜召开会议，通宵讨论后决定，鉴于伊朗在“一条线”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过门不入”会影响两国关系，建议华国锋仍按计划访问伊朗。

　　为安全起见，华国锋访问伊朗期间，外出参加活动时6架直升机同时准备，临时决定乘坐其中某一架，之后6架飞机飞往不同方向。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巴列维王朝垮台，中伊两国关系开始降温。8月30日，焦若愚接到通知，奉调回国，出任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

　　北京市市长

　　l981年1月，焦若愚“空降”北京，出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1982年，兼任北京市市长。

　　此前，北京市财政工作多头管理，只要市里一位党政领导批了就可以到市财政局要钱，财政工作十分被动。

　　针对这种情况，北京市委决定财政由焦若愚“一支笔”批。凡是花钱的项目，先由各部门提出申请，由市财政局提出意见。焦若愚特别强调，没有市财政局的意见，他也无权批条子。这在当时被认为改变了财政工作的被动局面。

　　上世纪80年代初，华北地区连续几年干旱少雨，北京城市供水水源出现严重危机。焦若愚当市长之初，北京有关水的规划、管理等涉及很多部门，号称“九龙治水”，但成效有限，用焦若愚的话来说，还差几十亿方水。

　　为此，北京市水资源委员会于1981年8月28日成立，焦若愚任主任委员，对北京市水资源进行全面监督管理。该委员会一直到1988年12月29日撤销，将业务转给市水利局。

　　解决北京水资源问题的诸多设想中，比较容易实施的是从黄河中上游引水到北京。当时山西已经着手从黄河引水到大同的工程。

　　1982年春的一天下午，焦若愚听“引黄”规划汇报，听完后写了一张便函，请山西省长罗贵波大力协助北京了解情况。后来因黄河水源本身有限，流域内的一些地区缺水，没法再给北京引水，这项工作没再继续。

　　1982年，焦若愚去同样受淡水资源缺乏困扰的日本东京考察。他感叹，市长最头疼的第一大问题就是这个事啊。主人专门请他坐直升机从空中观察缺水的情况。他了解到，东京解决问题的思路还是充分利用当地水资源。

　　30年后，焦若愚在受访时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北京解决水的问题，要靠水的再生以及靠水库调蓄‘七下八上’(7月下旬、8月上旬)的降雨。“寄希望于南水北调，谈何容易啊！”

　　1983年，焦若愚卸任北京市市长，后出任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主任、第二届中顾委委员。

　　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办，他担任亚运村村长。

　　第十一届亚运会秘书长万嗣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之所以由焦若愚担任亚运村村长，是因为他当过北京市市长，又曾担任大使，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而且他平和谦逊的性格也很适合做外事交流工作。

　　晚年焦若愚。

　　“焦叔叔”

　　1986年5月28日，魏云平和魏京云姐妹第一次见到了焦若愚。

　　魏云平和魏京云是焦若愚的老战友魏国元之女。魏国元1960年就去世了，当时姐妹俩尚年幼，没能听父亲讲述历史。1986年，姐妹俩受晋察冀抗日战争史研究会平西分会委托收集历史资料，在北京市委大院里见到了焦若愚。

　　那时，焦若愚家住北京市委大楼旁边一栋老房子里，陈设简单老旧。在姐妹俩的印象中，焦叔叔仪表堂堂，个子很高，眉目周正。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他谈起在平西的抗战时光，对人名、时间、地点的回忆都十分清晰。

　　焦若愚原名焦常志，在华北大学政治经济系就读时，于1936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的东北工作特别委员会(“东特”)工作。抗战爆发后，他投笔从戎，化名焦土。

　　“七七事变”后，趁日军刚占领北平、还未及占领城郊之机，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游击队攻占了德胜门外的国民党河北省第二监狱，救出了不少政治犯，由此组成了一千多人的抗日武装“国民抗日军”(因佩戴红蓝两色袖箍被老百姓称为“红蓝箍”)，活动在妙峰山、海淀、温泉一带。受“东特”派遣，焦土参加了国民抗日军。

　　他与魏云平、魏京云的父亲魏国元相识于1937年10月。当时，他多次前往宛平山区，与担任中共地下宛平县委书记的魏国元取得了联系，为国民抗日军进入山区创建根据地做准备。国共合作后，这支部队被编入八路军序列，命名为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1938年3月，北平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河北省宛平县政府成立。魏国元担任县委书记，焦土担任县长，改名为焦若愚。

　　魏京云觉得，焦若愚愿意接待她们这些晚辈，是念及父辈的情份。早年的宛平县委机关就设在魏国元家里，焦若愚是常客。魏国元兄弟四人都参加了革命，其中两位成了烈士。

　　直到晚年，焦若愚每年都会到当年宛平县所在的北京市门头沟区的百花山或灵山看一看。他说：“这个地区的党组织、人民培养我、教育了我，我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他还向门头沟区园林局长建议，在青白口山上建一片“星火纪念林”，像西方一样推行树葬。他当场画了一个简图，列出5位烈士的名字，其中包括他的机要员以及魏京云的两个叔叔。他还题字“星火纪念林”，寄予很大希望，每次去门头沟都要过问。

　　2005年，在焦若愚及魏云平和魏京云姐妹的努力下，门头沟青白口成立了革命纪念馆。8月5日，在门头沟区举办的平西根据地抗战史研讨会上，90岁的焦若愚全程站着脱稿讲话，洋洋洒洒，回忆战争时代。2006年，他提笔写下了“一九三七年原中共宛平县委地址青白口”。

　　2011年盛夏，96岁的焦若愚顶着炎炎烈日，专程到冀东烈士陵园拜谒先烈，逐一瞻仰20位烈士铜像，对自己熟悉的老战友还鞠躬祭拜。

　　魏京云每次致信焦若愚，他回信时都会将来信一并返还。他的夫人告诉魏京云：“你焦叔接受了教训。‘文革’期间好多资料都被销毁了，有的东西交上去就没还回来。”

　　魏京云多次请求焦若愚在审阅后的采访稿上签字，并承诺签字后的采访稿送交北京市党史办保存。焦若愚认真修改了采访稿，又经秘书们再三核对，直到2015年，100岁的他终于在1986年的采访稿上签了字。

　　焦若愚1996年退休后，喜欢上街看车水马龙，看行人的穿着打扮和精神气儿，对比判断民众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直到无法走路。

　　近百岁时，他独自从老房子搬到了北京郊区的宽沟，由工作人员照顾。夫人常去看他。

　　2015年，魏京云去看焦若愚。焦若愚留她吃饭，让她坐在自己身边，把自己盛在小碟子里的饭菜推给她吃。秘书告诉她：“他喜欢你。”

　　每次聊天，焦若愚从不聊负面新闻，只讲过去。一次，他见魏云平面色憔悴，叮嘱她：“凡事不能太过用心。”

　　焦若愚生于1915年10月9日，但他只在11月7日过生日，这天是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2017年，魏京云一家去给焦若愚过生日，他很开心，重复了几遍：“我102岁了。”

　　2019年1月，焦若愚的身体已每况愈下。魏京云临别时抱了他一下，他轻轻说了一句：“走吧。”

　　2020年1月1日，焦若愚去世。1月7日上午，魏云平和魏京云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走到焦若愚夫人跟前时，魏京云想哭，老夫人小声说“不哭”，然后大声说：“他走得很安详，没受罪。”

　　陈毅之子、北京市原副市长陈昊苏曾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焦若愚作为老外交官、老市长，对北京市友协的各种民间外交活动非常支持。陈昊苏退休后担任北京市新四军研究会会长，焦若愚也多次应邀参加研究会举办的活动。

　　听闻焦若愚逝世的消息，陈昊苏作挽诗一首：高龄过百遇年归，驾雪乘风走迅雷。征战年年无止境，京城壮丽即丰碑。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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