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回顾中国921工程：载人航天梦开始的地方(2)
向总理汇报
1990年12月，航空航天部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领导小组，任新民担任首席顾问。
与此同时，航空航天部的19名专家组成了载人航天联合论证组，负责人是钱振业，他也是“863计划”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主题项目组的组长。
1991年3月14日上午，航空航天部的一部专用电话铃声响起。电话是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打来的，通知说：3月15日下午3点至5点，李鹏总理要邀见任新民同志和了解飞船情况的同志，听取汇报。
任新民深知，这次汇报关系到中国载人飞船工程的立项。他琢磨，要在一个半小时内把问题讲清楚，“这样能给总理留点时间讲讲”。
第二天下午，任新民和“了解飞船情况的同志”钱振业准时进入位于中南海的国务院某会议厅。两人刚刚落座，李鹏就出现在会议厅的门口。
任新民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参加这次会议的一共就4个人：李鹏及其秘书，他和钱振业。
任新民和钱振业按照几经修改和斟酌的汇报提纲，详细讲述了中国载人航天为何要从载人飞船起步，并分析了中国研制飞船的技术基础和现实条件。“载人不载人是航天技术一个质的跨越，在工程的研制实践中还需要付出努力，但据目前的分析，还没有不可逾越的重大技术关键。”任新民汇报道。
李鹏在听取汇报中不时插话询问，听完后他表示，虽然资金上有困难，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飞船项目所需的几十个亿还是可以解决的。他指出，飞船工程一定要专款专用。
根据这次汇报，航空航天部随即整理出了《航空航天重大情况(五)》报批件，上报中共和国家领导人。
5天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给航空航天部转来了批示后的报批件，上面留下了刘华清、李鹏的先后批示以及江泽民的圈阅。
任新民至今还能记得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批示的一句话：“当前财政实在困难，动用国库存的金子，每年出点也得干！”
中央批示之后，中国载人飞船工程的论证和立项进入了快车道。
1991年4月初，航空航天部的联合论证组完成了《载人飞船工程实施方案》。11月，形成了《关于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立项的建议》。
1992年1月8日，李鹏主持召开了中央专门委员会第5次会议，专门研究中国载人航天问题。
中央专委会的前身是1962年为领导原子弹等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而成立的15人专门委员会，周恩来是第一任主任。八九十年代，中央成立了领导重大航天项目的专门委员会，李鹏担任主任。
这是第一次，中国载人航天问题被正式摆上中南海的会议桌。
任新民受邀出席了这次会议。他特意将一个1：10的飞船模型带到了会场，结合模型做了简明扼要的讲解和演示。
会议纪要显示，会上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考虑，立即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是必要的。我国发展载人航天从飞船起步。”
评审组中的争议
会后，国防科工委和航空航天部随即成立了由200余名专家组成的载人航天领导小组，时任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出任主任。
领导小组下面分设两个组：一个是技术经济论证组，即工程论证组，组长是王永志；另一个是专家评审组，组长是任新民。
专家评审组由全院士组成。除任新民外，副组长是王大珩和屠善澄，成员包括王希季、庄逢甘、闵桂荣、张履谦、杨嘉墀、童铠、谢光选等院士。
虽然任新民牵头做过的重大项目难以计数，但这个组长格外不好当。
时任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办公室主任兼任新民秘书的谭邦治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老专家的工作并不好做，很多人都是留美博士，技术上都有自己的一套，都是武林高手，有的专家非常坚持自己的意见。要让这些‘武林高手’就评审报告统一意见谈何容易。”
是搞三舱方案还是两舱方案？是先上一个航天员还是两个航天员？飞船是水平发射还是垂直发射？专家们各执己见。有专家提出，在评审意见中要写明自己的不同意见，并单独签名。
任新民心里清楚，如果评审报告都形不成统一意见，中央专委会又怎么会批准立项呢？
一次评审会上，争论非常激烈。见此，任新民做了半个小时的发言，除了剖析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对于中国航天和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外，还现身说法：“有些问题我也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为了大局也只好放弃。”
他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从我们航天部所在的驻地阜成路8号出发去天安门，经公主坟，经木樨地，经西四都是可以到达天安门的。但最怕的就是坐在阜成路8号争来吵去，而不动身；或者按一条路线走一段又改变主意，回原地再争论，又另选路线，时间都耽误了，却到达不了目的地。只要确定一条路线，齐心协力走下去，总可以到达目的地。我们搞技术工作，搞航天型号研制，也是这个道理。”
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打动了现场很多人。
评审大会召开前，任新民又去了几个意见较多、态度较激烈的专家处走访，做工作。
最终，方案论证报告和相应的评审报告按计划向中央专委会上报。航空航天部一位领导事后曾说：“如果没有任老总的主持和坐镇，评审报告很难统一。”
三步走计划
1992年8月1日，李鹏主持中央专委会第7次会议，听取国防科工委和航空航天部联合组成的论证、评审组的汇报。
按照李鹏的要求，每个到会的专委会成员都在会议纪要上签了名，缺席的也被要求补上。
8月25日，中央专委会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呈上了《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
《请示》建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计划分三步走。
第一步，在2002年前，发射无人飞船和载人飞船，实现载人航天飞行。
实际的步伐比这个计划晚了一年。2003年，“神舟五号”飞船载着杨利伟完成了中国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第二步，大约在2007年左右，突破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航天员出舱活动，发射了一个8吨级的太空实验室。
2011年9月，8吨级的太空实验室“天宫一号”升空。
第三步，研制、发射、建造20吨级的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太空站应用问题。
如今，这一步计划已有了时间表，将于2020年前后完成。
谭邦治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方案中的轨道舱留轨这一创意来自于任新民的建议。任新民在研究前苏联“联盟号”飞船的结构示意图时发现，“联盟号”飞船把轨道舱作为垃圾留在太空，非常可惜。
国外的载人飞船通常只有返回舱才配备太阳能帆板，任新民建议，为轨道舱加装一对帆板。在返回舱着陆后，轨道舱可以靠这对帆板提供的能源围绕近地轨道运行半年，堪称加强版的对地观测卫星。
两对帆板在太空展开后，飞船看起来像一只蜻蜓，这成为中国载人飞船的一大特色。2002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在现场观看了“神舟四号”飞船的发射后，对任新民说：“看来你坚持轨道舱留轨是正确的。”
1992年9月21日，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天。
中南海勤政殿里，中共中央第195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召开，听取国防科工委、航空航天部的汇报，讨论审议中央专委会《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
会议批准了这一请示，并做出了一个让航天人深受鼓舞的决定：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工程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
至此，中国载人飞船工程正式批准立项，并于当年开始实施。
按照中国多数重大科技工程的惯例，载人航天工程也因为立项这一天是9月21日，获得了代号：921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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