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菡在一些同事和公众的眼中有些“离经叛道”。这位目前在中国大陆颇受欢迎的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里担任点评嘉宾的知性女人，有一个让人稍感意外的全职工作——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管理心理学老师。
在端坐摄像机前为“迷茫”的青年男女指点婚恋迷津，和立身讲台替政界党员干部答疑解惑之间，黄菡试图在这两个不同角色转换中保持平衡，而这并不容易。
“党校有人反对我上《非诚勿扰》，说这个节目俗，不适合党校老师的身份，而有观众又在网上说我点评像说教。众口难调，但我想试着做下去。”面对异议，黄菡有些无奈，但仍选择坚持。
事实上，她所供职的党校——中国执政党培养其干部的专门机构——也正试图在巩固其“理论高地”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以应对时代发展带来的挑战。
不能丢的灵魂
北京西北近郊一个占地1200亩的安静大院是中共中央党校的所在地。作为培养中共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以及执政党的智库，这所毗邻昔日皇家园林颐和园的特殊学校，为海外长期关注的中国发展之谜提供了一个核心答案——中国共产党何以在使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稳定和发展的同时，保持其旺盛的执政生命力？
中央党校副校长陈宝生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我们有一个好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在理论上始终能够与时俱进。”
而党校对这一中共安身立命的理论体系的研究，和其在8000多万中共党员中的推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
按党内规定，每位中共官员，包括各级领导干部，每五年都需进入各级党校脱产学习，短则几天，长则数年，以统一思想，领会高层政策精神——从这个角度而言，党校勾勒着中国的未来。
在中央党校教务部主任王东京看来，保持理论研究的前瞻性是党校完成使命的秘诀之一，而这一传统可使人回想到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首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刊出，后被广泛转载的。”王东京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
如今，党代会召开或重大政策出台前，中央高层领导到该校发表讲话几乎已成惯例；全国“两会”之前，党校都要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会；每周五党校的名牌课程“形势与任务”报告更是邀请各部委负责人主讲热点难点，解读政策。
“这些近水楼台的优势使我们教员对中央精神吃得特别透，研究成果也有预见性。”王东京说。
据这位在中央党校从教近20年的经济学教授介绍，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在内的理论基础课程，是每年近三千名在校学员的必修课。
“我们培养的是治党治国的政治家，这些理论是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老祖宗不能丢。丢了，灵魂就丢了。”王东京说。
他认为，理论课程对培养学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定其站在多数人利益的立场，以及从根本上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都至关重要。
“现在的学员多是改革开放后的大学生，多数理科出身，没有系统学习过这些理论，对他们来说，党校学习是补课。”他说。
作为现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5月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提出，学员应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源头上准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此，王东京认为很有必要。
“我们发调查问卷征询学员想学的内容，结果发现一些学员热衷学习‘应急管理’，比如怎么应对媒体，期待把工作中的一些问题通过技术性手段来应付，而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种情况下，理论基础学习就更有必要。”
王东京2010年主编了《老讲稿》一书，收录了早至1951年走上中央党校讲台的近30位学者的近40篇讲稿，涉及哲学、经济学、党史党建、文学和历史，其中不乏杨献珍、艾思奇、范文澜及翦伯赞等学界名家之作。
“我们希望通过重读当年名家对经典的解读来更好地理解这些著作。”他说。
事实上，在系统学习这些理论科目之前，王东京本人也认为这些理论枯燥难懂。2008年，时任党校经济部主任的王东京在中央党校学习了一年。
“刚接到上学通知，头都大了。”王东京回忆说，“大学时也读《资本论》，但哲学没怎么读，党史党建就更少了。”
然而在听完党校教授张绪文讲费尔巴哈，和甚至比他年轻得多的教员讲延安整风和文革，王东京感慨基础理论学习如同“醍醐灌顶”。
“我们的教学不是替具体问题开药方。比如拆迁问题，具体怎么应对，学员里有的很有经验，但党校给出的是问题的成因和解决的方法论。”
民生问题成教学重点
然而，正如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预想不到今天的网络世界，党校的课程设置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过去党校主讲‘老五门’，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党史、党建。近年来，我们更突出执政素质和能力相结合的教育，课程设置紧贴社会关注的最新话题。”王东京说。
“比如上世纪末，我国积极准备‘入世’，与世贸组织有关的内容就是上课的热点，现在更多的是与民生、经济结构调整有关的内容。”
今年干部进修班的研究专题课程包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结构调整”、“民生和社会建设”、“转型期的社会稳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等16个专题，其中“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是第一次设置。
参加这个专题培训班的北京市教委副书记线联平是首次在中央党校学习。三个月的培训对多年忙于公务的他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沉淀充电”机会。久违的校园生活不仅让他有机会重新拿起乒乓球拍、练习太极拳，还为他打开了工作思路。
“按照党校‘两带来’的规定，每个学员入学时要带来一个理论问题和一个热点问题，在学习中寻找答案，学期过半，我算是找到部分答案。”线联平说。
他带来的两个问题是“地方高等院校发展机制”和“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此外，他还将和47名同班同学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治理结构研究”和“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两个课题。前者关系目前社会上颇有争议的“党委领导下的大学校长负责制”，而后者关系民族地区未来的发展。他们的研究结果可能直接呈递中央决策层。
“第一个研究课题与我带来的第一个问题不谋而合。在学习中有一堂课叫《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前沿问题》，谈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执政建设的根本问题，与我们的研究课题相对应，为我们处理大学中领导与教授、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有很大启示。”
陕西省发改委主任祝作利学员则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结构调整”专题培训班的学习中收获颇丰。
“陕西省经济欠发达，在党校的学习，尤其是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给我们的发展指出了发挥行业设置齐全、资源丰富的优势，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也学习了其他省的发展经验。”
在地方执教的黄菡认为，学员也为党校教育紧贴社会发展脉搏发挥了很大作用。
“我们的学员来自一线，时刻接触的都是改革最前沿的东西。我是学社会学的，也正好观察真实的社会。”她说。
不一样的学员
与普通高校学生通过考试入学不同，党校学员通过组织选调产生。王东京说，过去学员级别高，学历低，而现在学员实践工作经验丰富，视野开阔，学历层次高，知识结构更完善。
“我刚到党校教书时，还教过学员认字，而现在我们学员有的还直接用英语和来演讲的外宾辩论。”王东京说，“他们大都有大学本科学历，去年的学员有三分之二是研究生毕业，三分之一有教授职称，有的还是博导甚至院士。这让教员的压力很大。”
祝作利也感概同学在各自专业领域“够权威”，课下交流获得的信息亦不少。
“我们班有三位专门搞核电的，还有环保部政策法规司和安监局事故处理司的领导，听他们讲日本核电事故和我们的应对措施，比看新闻精彩多了。”他说。
而在党校，黄菡一度很难找到在其他高校教书育人的成就感。“你讲领导学，自己没当过领导；讲西方先进经验，你都没去过。我从前看大学哲学老师那种欣赏的眼神，在党校学员里很少见。”她说。
为避免学习走过场，党校教学纪律性很强。黄菡说，教学楼里显示屏更新着学员的出勤率。各班老师还会交叉检查，学员也很在乎出勤率，表现好才能拿到结业证书。
虽然纪律严谨，但党校课堂却是学员畅所欲言、交流思想的平台。
“党校从不保守，相反还是中国思想解放的根据地。”黄菡说，“研讨是上课的主要方式，小组讨论和全班讨论都有，比如谈起政治体制改革时，讨论就很激烈。”
党校工作20年，黄菡育人数千。她感觉现在学员忧患意识更强。
“尤其是基层干部，他们接触的社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与腐败，比我们‘听说’的更具体，所以他们也表达了工作的不易和困惑。”
黄菡目前主讲“心理调适”。在最近县委书记培训班上，有学员主动讲“县委书记工作的4个难与4个怕”，普遍反映基层工作比较难做，任务重、做了不少事，还不怎么被老百姓理解。
“很多官员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都很大，但倾诉的机会却很少，我有时会在课后接待他们的咨询。”黄菡说。
“有些民众认为干部素质不高，吃吃喝喝，浑浑噩噩，这还是少数。按我的观察，尤其是年轻干部，有很强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对自身期许也很高，希望为民众做点事、做好事。”
而对于社会上关于官员上党校是“镀金、谋功利”的一些说法，接受采访的学员普遍表示，他们来党校是要“求真知，镀真金”。
“有人问我上党校是不是要晋升了，这有一部分是对党内干部教育制度的误解，平时超负荷的工作确实需要一个自我沉淀再升华的机会。”祝作利说，“如果说镀金指学习的提高，理论的升华，那么我很荣幸来校镀金。”
更加开放
尽管声称开放办学，但门禁森严的党校在民众心中还是存有距离感。
王东京说，由于党校培养对象是中高级领导干部，同时研究大量重大理论实践问题，而中央领导人也经常亲临党校，因此党校管理严格，不能像其他高校一样对社会公众开放，但近年来也开始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减少“神秘感”。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外宾来校讲课参观。去年就有80多个团组、500多人来访，另外我们也开始邀请驻华使节和中外媒体实地考察，今后这样的活动会越来越多。”王东京说，“我们希望培养的学员是要有世界眼光和胸怀的。”
如今党校教员的来源也更趋多元，除招录应届博士生外，也开始从全国科研院所引进高端人才，而非党员也加入党校教师队伍。
“目前，我们有七名非中共党员教员，五名从事外语、国际战略研究等领域的科研工作，一位教中国传统文化，另一位讲授‘西方哲学’，他们工作都受到学校和学生肯定。”王东京说。
有24年党龄的黄菡称喜爱自己的工作。“因为这里研究的问题更现实，更多是对社会的关注，民众的关怀，我希望能在这儿工作到退休。”她说。(记者 易凌 张展鹏）
